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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演变

投稿平台:建筑图网 稿件时间:2014-08-23 欢迎原创投稿至: file@jianzhutu.com

1、古风时期 当代的考古新发现,使古代建筑萌芽的上限不断地前移,但是可以断定,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商时期,建筑的演变还没有走出茅茨土阶和拓朴空间的阶段。倾...

1、古风时期
    当代的考古新发现,使古代建筑萌芽的上限不断地前移,但是可以断定,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商时期,建筑的演变还没有走出“茅茨土阶”和拓朴空间的阶段。“倾宫瑶台”的景观描述或许只是后世的夸饰,“世室”、“重屋”的建筑制度或也并未形成典章。《周礼•考工记》才披露了中国古代建筑制度的根基是周代建立的,涉及都城、宫室、坛庙、市场、民居即营造技术等诸多方面,标志了“古风时期”的开始。但是事实上春秋战国时已经“礼崩乐坏”,周礼的建筑制度即使在先秦时期也并未被完整地推行过。列国官方建筑制度的差异性远大于同一性,因而才会有秦始皇攻灭六国,“写放”其宫室于渭河之滨的故事。在楚辞、汉赋等历史文学作品中,也可看到当时地域建筑景观的影子。直到西汉初期,在“独尊儒术”的旗号下,周制才成为了士族文人和工官们所托古、考辨和演绎的正统营造制度,但与“克己复礼”的复古理想总是时近时远的。
    秦朝的大一统,荟萃列国建筑精华于关中。而对建筑演进而言影响最大者,当首推统一度量衡,因为尺度的统一,必是建筑体系形成的先声。至汉武帝时,一方面尊周托古,并在建筑上加入了许多荒唐的谶纬做法;另一方面既延承秦制,又应时变通,终使汉代建筑在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上都对既往进行了整合和改进,也可以说是造就了后世“官式建筑”的雏形。汉帝国的建筑遗迹和文献记载中,已可见到中国木构建筑体系所具有的大部分特征,如抬梁、穿斗和井干三种结构形式;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攒尖等屋顶式样;坛庙、陵寝制度;闾里、市肆,山水园林等,大都是在汉代出现的。因而以往学界多认为中国古代建筑体系成型于两汉,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汉代可以称之为华夏建筑的“古风盛期”。
2、殊源同流期
    魏晋时又修正汉制,如宫城近于中轴线北侧,实行大朝“东西堂”制和“宫衙制”;棋盘状的道路和闾里;实行山陵制等,都影响了其后南北朝和隋唐的建筑制度。西晋的荀勖考辨典章,检核律尺,也是涉及营造制度的重要事件。魏晋至南北朝,动荡的社会、险恶的仕途及频仍的战乱,却给东汉传入的佛教建筑提供了传布的契机;心向禅境,清淡玄机和离俗遁世、寄情山水的文人价值观和精神状态,则促使了古代园林在理念和手法上的演进。
    五胡的入主中原,使游牧部落在定居汉化的同时,也将草原文化的某些特征带给了汉地,比如在悬垂的帐幕与柔曲的木构屋顶之间,以及在草原民族钟爱的青绿色泽与后来官式建筑的青绿彩画之间,似乎存在着视觉和习性模仿上的内在关系。而西域交通的发达,也使丝绸之路上传来的建筑因素融于华夏体系,让后者濡染了不少西域的“胡气”,如卷草纹、琉璃瓦、须弥座,以至梭柱、鸱尾的出现,高足式家具的流行,都与印度、中亚、波斯、希腊的因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于是,古风的急剧转变由此而发生了。因而可以说,魏晋至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第一次重大的演变转折期,华夏文化圈层内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殊源同流、互动交融是这一建筑转变的首要推力,并为“古典时期”的到来提供了丰厚的文化积淀。
3、古典时期
    隋唐的又一次大统一,将同中有异的南北朝建筑制度再加整合,把对周制的考释,与汉魏以来的建筑遗产相融合,在城市、宫殿、坛庙、陵寝、寺观、园林、民居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特别是颁布《营缮令》,实行宫城-皇城-都城的三重城制度,里坊制度,纵列的宫廷三朝制度,离宫别苑制度,高度汉化的佛教寺院制度,以及依稀可辨的营造用材制度等,都将古风时期的建筑演变推向了高潮。唐朝兼容华夷,崇尚博大,因而“唐风”建筑的雄浑豪劲,确是有其时代缘由的,与当时的诗词、书法、绘画等文艺作品在风骨上可作类比。可以想见,唐朝的城市与建筑制度及其风范已为后世奠定了基型,中国建筑史上的“古典时期”由此拉开了序幕。
    宋朝商业和对外贸易异常发达,将前代的文化积累精致化并进行了细致地整理和提升,技术发明纷纷涌现。宋朝建筑上承隋唐、五代,下启元、明、清,使古代建筑体系从隋唐时的高峰转入了成熟的阶段。宋朝又一次检核律尺,修正典章,恢复了上古积黍为度的黄钟律,建筑营造制度被纳入了“律”、“令”、“格”、“式”典章制度分类的“式”中。
    出于“关防工料”,强化土木工程管理的需要,北宋集天下匠作精要,修成了《营造法式》一书,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包含了设计、用料和施工详细内容的营造规程。这一规程的核心内容,与“斗拱”这一古代建筑中的特殊构件直接相关。除了承檐挑懔,斗拱作为建筑度量基准(拱木断面高度“材”)的作用在唐宋时期得到强化。根据《营造法式》,木构建筑要“以材为祖”,规定了“材分八等”和近于模数化概念的“材份制”,并规范了大木作(结构)、小木作(装修)、石作、瓦作、砖作、彩画作等13个营造工种的用工、用料和工艺制度。除了营造规程,宋代建筑的主要特征还表现在,三重城的形态,厢坊制、宫城接近都城中央,宫前千步廊、工字殿、左祖右社,雉门五凤楼,以及文人园,理学和庄园经济影响下的城乡聚居制度等。作为成熟的典范,宋代建筑的这些特征基本上为元、明、清所继承和发展。因此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古典建筑”作为营造制度的产物由唐至宋已经成熟化了。
    从建筑艺术风格演变的背景上看,军事上积弱的宋朝,先后受到北方辽、金政权的武力挑战,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因而两宋之际的木构建筑在风格上较之前代显现出秀丽柔和,渐趋向江淮的地域特征,与西北和华北地区延续“唐风”的辽朝建筑风格有所不同。这样一种差异首先是由地域因素造成的。又譬如金朝的建筑,在黄河南北分别趋于宋朝和辽朝风格。所以在技术基础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古代建筑的变迁,主要是地域文化的差异使然,即主流文化在空间移动中,使建筑在艺术风格和制作手法上也吸收了不同的地域特征,而朝代的更替却不一定是建筑演变的分野。
    短暂的元朝曾占有横跨欧亚大陆的辽廓疆域,使中外各国、各族的建筑又一次发生了大的交融,以喇嘛教和伊斯兰教建筑为代表的宗教建筑兴盛一时。元朝在建筑制度上继承了宋、辽、金的遗产,并在都城建设上进一步复兴周王城制度,如宫城居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均是如此。同时元朝也将中亚和漠北民族风格的建筑揉合在礼制宫庭的群体布局中了。
4、古典晚期
    明清是古代建筑体系集大成的时期。在都城和皇家建筑制度方面,将宋汴梁、元大都对周制的复古和演绎发展到极致。如宫城与都城的中轴线几乎重合,完整的三朝五门制度,已具近代特征的街坊和市肆制度,以及完整的郊祀制度,宏大的皇家苑囿、陵寝等。入明以来,无论是官式建筑还是民间建筑,都受到了江南苏、赣等地工匠系统的强烈影响,特别是苏州的“香山邦”,对明清建筑风格的基调奠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明清之际也是古代建筑体系的古典晚期,比较突出地表现在结构和装饰的变化之上。清朝的在用材制度上更为细致,工部《工程做法则列》规定,材分为十一个斗口,控制了“大式”建筑几乎所有的构件尺度。装饰构件与结构构件在功用上分离,特别是斗拱,虽然保留了作为度量和象征的功用,但结构功用明显退化,成了附着于结构表面的纯粹饰物。由于在建筑装修、家具摆设上崇尚琐细雕镂和极度艳丽的装饰色彩,因而从整体上看,清朝官式建筑在结构合理进化的同时,艺术风格上反走向了奢靡,再无古典前期豪劲和端丽的气韻可言了。这与西方建筑从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走向巴洛克和洛可可,在艺术发展的逻辑上十分相似,从而也标志了以木构为主体的古代建筑体系,在清代后期已近于尾声。
不仅官式建筑如此,各个地域的民间建筑也在成熟演化后趋于墨守成规的晚期特征,且营造活动中愈来愈多地糅杂了浓烈的迷信、禁忌成分,譬如风水术的盛行等,明万历年间出现的《鲁班经匠家镜》一书,便是这一变化趋势的真实写照。这似乎可以说明,当中国古代建筑体系演变到晚期,有关营造的风俗是如何从文化根基上深深嵌入到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的。即便是到了近现代以至当代,这种营造风俗依然深刻影响着海内外华人的择居和营居活动。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在“洋务运动”的作用下,农耕文明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在延续了数千年之后,开始向工业文明的近代建筑过渡了,尽管这一建筑近代化进程的起点,比之西方(如果从启蒙运动算起)整整晚了一个多世纪。考虑到中国建筑体系发生的本质性转变,也是为了求得篇幅上均衡的缘故,本书只在结语部分略为提及了近现代建筑发展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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