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出  版: 译林出版社
作  者: (加)简・雅各布斯
装  帧: 平装
开  本: 32开
出版日期: 2005-5-1
版  次: 第一版
译  者: 金衡山
页  数: 518
定  价: 29.50元(多家网上书店有折扣)

简介
本书自出版以来,即成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名作,对当时美国有关都市复兴和城市未来的争论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作者以纽约、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为例,深入考察了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方式,挑战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使我们对城市的复杂性和城市应有的发展取向加深了理解,也为评估城市的活力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本书对于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极具借鉴意义。

前言
目录
简・雅各布斯让我感动
又爱又恨大城市�D�D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前言
此书是对当下城市规划和重建理论的抨击。同时,更主要的也是尝试引介一些城市规划和重建的新原则,这些原则与现在被教授的那些东西――从建筑和规划的流派到周末增刊以及女性杂志――不同,甚至相反。我所进行的抨击不是对重建改造方法的一些不痛不痒的批评,或对城市设计形式的吹毛求疵。恰恰相反,我要抨击的是那些统治现代城市规划和重建改造正统理论的原则和目的。

在叙述不同的原则时,我主要要讲述一些普通的、平常的事情,比如,什么样的街道是安全的,什么样的不是;为什么有的城市花园赏心悦目,而有的则是藏污纳垢之地和死亡陷阱;为什么有的贫民区永远是贫民区,而有的则在资金和官方的双重压力下仍旧能自我更新;什么使得城市中心迁移了它们的位置,什么(姑且言之)是城市的街区,在大城市中,即便有的话,街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工作。简而言之,我将讲述城市在真实生活中是怎样运转的,因为在城市改造中这是知晓何种规划、何种实践能够促进社会和经济的活力,何种实践、何种原则将窒息城市特性的惟一方式。

有一种一相情愿的神话,那就是,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金钱――金钱的数目通常以数千亿美元计――那么我们就能在十年内消除所有的贫民区,在那些空旷的、毫无生气的灰色地带――它们在过去和过去的过去曾是郊区――扭转衰败的趋势,为那些四处观望的中产阶级找到一个家,为他们找到一个缴税的地方,也许甚至还能够解决交通问题。

但是请看看我们用最初的几十亿建了些什么:低收入住宅区成了少年犯罪、蓄意破坏和普遍社会失望情绪的中心,这些住宅区原本是要取代贫民区,但现在这里的情况却比贫民区还要严重。中等收入住宅区则是死气沉沉、兵营一般封闭,毫无城市生活的生气和活力可言,真正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无力支持一家好的书店。市政中心除了那些游手好闲者以外无人光顾,他们除了那儿无处可去。商业中心只是那些标准化的郊区连锁店的翻版,毫无生气可言。人行道不知道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有漫步的人。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在表面之下,这些“成就”比它们可怜兮兮的表面假象还要寒碜。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规划行为应对周围地区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典型的情况是,这些被肢解的地区生发出快速增长的恶性肿瘤。为了以这样的规划方式来给人们提供住宅,价格标签被贴在不同的人群身上,每一个按照价格被分离出来的人群生活在对周边城市日益增长的怀疑和对峙中。当两个或更多这样对立的“岛屿”被并置在一起时,就被冠以“一个平衡的街区”的美称。垄断性的购物中心和标志性的文化中心,在公共关系的喧闹之下,掩盖着商业还有文化在私密而随意的城市生活中的式微。

这样的“奇迹”竟然可以实现!被规划者的魔法点中的人们,被随意推来搡去,被剥夺权利,甚至被迫迁离家园,仿佛是征服者底下的臣民。成千上万的小企业被拆,它们的业主们就此被毁掉,却连一点补偿的表示都没有。完整的社区被分割开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做的结果是,收获了诸多怀疑、怨恨和绝望;这一切无法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法不相信。芝加哥的一批神职人员惊骇于按照规划进行的城市改造产生的结果,他们问道,当约伯写下以下文字时,他会是在想着芝加哥吗?

瞧啊,这里的人们就这样改变了邻居的地界……

把穷人赶到一边,密谋欺压那些无亲无故者。

他们在不是他们的土地上收获果实,在从别人那里夺来的葡萄园里

粗暴地把藤蔓折毁……

从城里的街道上传来阵阵哭喊声,街上躺着的遍体鳞伤的人们呻吟不止……

如果是的话,那他心里想着的也是纽约、费城、波士顿、华盛顿、圣路易斯、旧金山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当下城市改造的经济法则是一个骗局。城市改造的经济运作原则并不是像城市更新理论声称的那样完全依赖于对公共税收补贴的合理投资,而是还依赖于来自众多孤立无援的改造受害者的大笔非自愿补贴。作为这种“投资”的结果,城市从这些地皮上得到的退税增加了,但这仅仅是一个海市蜃楼;被无情摆弄后的城市是一个被肢解了的混乱城市,要消除城市解体和混乱现象则需要增加大笔公共资金,相比之下,得到的退税则是那么可怜巴巴。进行有规划的城市改造的手段与其要达到的目的一样可悲。

同时,所有城市规划的艺术和科学都无助于阻挡大片大片城市地区的衰败――以及在这种衰败之前毫无生气的状态。肯定地说,我们不能把这种衰败归咎于缺少应用规划艺术的机会,这样的艺术到底是不是得到了应用并不要紧。让我们来看一看纽约的“晨边高地”地区。从规划理论的角度看,这个地区根本不应该有问题,因为它拥有大片的公园区、校园区、游乐休憩场以及其他空旷场地。这里有足够多的草地,还拥有一块舒适的高地,有着壮观的河流景观。这里是一个著名的教育中心,有着辉煌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联合神学院、朱丽亚音乐学校,以及其他六七个闻名遐迩的学校,还集结了众多一流医院和教堂。这儿没有工业。这儿的街道大致分成几块,以避免侵入那些坚实、宽敞的中上阶层房屋的私人领域,造成“不和谐的用途”。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晨边高地”很快就变成了贫民区,那种人们害怕在里面走路的真正的贫民区,以致这种情形对周围的机构和学校造成了危机。这里的人与市政府的规划者们一起,应用了更多的规划理论,消灭了这个地区最破败的地方,建成一个中等收入者的合作住宅区,配有商业中心、公共住宅区,到处都点缀着阳光、风景,还有空气。这个项目被称赞为拯救城市的一个大手笔。

但是此后,“晨边高地”的衰败过程则越发迅速。

这并非一个不公正或不相关的例子。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依照规划理论,恰恰是那些不该衰败的地区在走向衰败。同样重要却不太被注意的是,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按照规划理论,那些该衰败的地区却拒绝走向衰败。

在城市建设和城市设计中,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有试验也有错误,有失败也有成功。在这个实验室里,城市规划本该是一个学习、形成和试验其理论的过程。但恰恰相反,这个学科(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的实践者和教授者们却忽视了对真实生活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研究,对那些意料之外的成功的原因漠不关心,相反,他们只是遵循源自小城镇、郊区地带、肺结核疗养院、集市和想像中的梦中城市的行为和表象的原则――这一原则源自除城市之外的一切。

如果说城市中的改建部分以及遍布城市各处的无休止的新的开发项目正在把城市和周边地区变成一碗单一的、毫无营养的稀粥,这并不奇怪。所有这一切以第一手、第二手、第三手或第四手的方式,出自同一碗知识稀烂粥,在这碗粥里,大城市的素质、需求、优势和行为整个与那些毫无生气的(小城镇)居住区的素质、需求、优势和行为混为一谈。

无论是老城市的衰败还是新近的非都市都市化的衰落,从经济上或社会上说,都不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在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中没有哪个部分像城市一样曾被这样有目的地加以控制,以准确地达到我们正达到的状况;政府对城市给予了特殊的财政优惠,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出现如此程度的单一、僵化和粗俗。专家们几十年来的宣传、著作和教导都已经使我们和立法者们深信,如此这样的“稀烂粥”肯定对我们有好处,只要草坪随处可见就行。

通常,汽车会被方便地贴上“坏蛋”的标签,要为城市的弊病和城市规划给人带来的失望和无效负责。但是与我们城市建设的无能相比,汽车的破坏效应是一个小得多的原因。当然,毋庸多言,规划者们,包括手头掌握着大笔金钱和巨大权力的公路设计者们,在碰到如何让城市和汽车和谐相处时,却惘然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在城市中如何来对待汽车,因为他们原本就不知道如何来规划一个可实际运行的、有活力的城市――不管有没有汽车。

较之城市的复杂需求,汽车的简单需求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满足的。越来越多的规划者和设计者们相信如果他们能解决交通问题,他们就能解决城市的主要问题。城市有着远比车辆交通要错综复杂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你还不知道城市是如何运行的、需要为它的街道做些什么之前,你怎么能够知道如何来应付交通问题?你不可能知道。

也许作为人,我们已经变得如此的慵懒以至不再在乎事情是如何运转的,而仅仅是关注它们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快速简单的外部印象。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城市,或者也许是我们社会中的很多事情就没什么希望了。但是,我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

具体地说,在城市规划这件事上,很清楚,有相当多优秀的、认真的人们对建设和更新倾注了、很深的关心。尽管出现了一些腐败问题,以及对他人领域过多的觊觎之心,总体上说,造成现在混乱局面的背后的意图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城市设计的规划者们和建筑师们以及那些紧跟其思想的人并不是有意识地对了解事物是如何运转的重要性采取蔑视的态度。相反,他们费尽了心思去学习现代正统规划理论的圣人和圣贤们曾经说过的话,如城市应该如何运作,以及什么会为城市里的人们和企业带来好处。他们对这些思想如此投入,以致当碰到现实中的矛盾威胁到要推翻他们千辛万苦学来的知识时,他们一定会把把现实撇在一边。

例如,可以看一看正统理论对波士顿北端的一个地区的反应。这是一个房租低廉的老城区,延伸进入河边的重工业区,它被官方认定为波士顿最破败的贫民区,是城市的耻辱。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那儿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就是代表邪恶,因为很多英明之士都说过那就是邪恶。北端区不仅紧邻于工业区,更糟的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和商业场所,它们与住宅错综复杂地混在一起。与波士顿任何一个可居住单元相比,这儿的密度是最高的,也许是美国所有城市中最高的。它的公园用地很少。孩子们在街上玩耍。那儿没有超级街区(车辆禁行街区),甚至连像样一点的大街区也没有,有的只是非常小的街区;用规划的行话来说就是“支离破碎,街道浪费。”那儿的建筑都已老化。所有的东西在北端都像是搁错了位置。用正统规划理论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关于已处于破败的最后阶段的“大都市稠密区”的三维教科书。北端因此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规划和建筑专业学生经常要做的一份作业,在老师们的指导下,这些学生常常要做一些书面练习,把这个地方改变成一个有着超级街区和公园人行道、一个规规整整、温文尔雅的理想的地区,废除一切不和谐的用途。这一切好像是那么简单,似乎可以把它刻在一枚大头针的针头上。

20年前,当我第一次碰巧见到北端时,那儿的住房――不同类型和大小的连排住房被改成四到五层的出租公寓套间,这些出租公寓先是挤满了爱尔兰的移民,后来又换成了东欧移民,最后是西西里岛的移民――挤得人满为患,给人的一个总体印象是,这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地方,当然也极其穷困。

1959年再次见到北端时,我非常惊诧于那儿的变化。几十幢楼进行了翻新。窗户上的草帘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百叶帘和锃亮的新刷的油漆。许多修整过的小房屋现在住着一两户人家,而原先要挤着三户或四户。有些租房住的家庭(后来我在进屋参观时了解这些情况)为了让自己宽敞一点,把原先的两个套房并在一起,并配上了卫生间、厨房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从上面往下看一个狭窄的巷道,希望在那儿至少能找到原先又旧又肮脏的北端,但是没有:随着一扇门的打开,印入眼帘的是勾嵌得整齐的砖墙,新的百叶帘,耳中闻得一阵音乐声传来。事实上,这是我至今为止见到过的惟一一个这样的城市地区,在这里,停车场周边的房屋侧面没有被肢解得东一块,西一块,或呈现出赤裸裸的原生状态,而是重新进行了整修,并刷上了漆,很是整洁,就好像要吸引人们来看似的。间杂在这些生活住宅里的是数量众多的食品店,以及诸如屋顶装饰、金属加工、木工、食品加工这样的小企业。孩子们在街上玩,一些人在购物,另一些人在散步,交谈,街道因此生机勃勃。要不是这是在寒冷的一月,肯定能看到有人在街旁闲坐。

街上洋溢着的这种活泼、友好和健康的气氛感染了我,我禁不住向人打听起方向来,只是为了享受和人说话的乐趣。在过去的几天里,我看了波士顿的不少地区,大多令人沮丧,但这个地方却让我为之振奋。它是城中最健康的地区。但是,我想像不出那些改建需要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因为在当今的美国城市里,像这样一个既不是高租赁区又不是郊区的翻版的地区,要得到任何一笔数量可观的抵押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找到答案,我走进一家酒吧兼饭店(那里正有声有色地进行着一个有关钓鱼的谈话),给一位我认识的波士顿规划者打了个电话。

“你到北端干什么去了?”他说,“钱?不,没有任何钱或任何规划行动进入过北端。不会在那儿做什么事的。当然,最后会的,但还没有到时间。那是个贫民区!”

“可在我看来那不像个贫民区。”我说。

“不,那是城里最糟糕的贫民区。那儿有整整二百七十五个住宅单元。我讨厌承认在波士顿有这样的地方,但这是个事实。”

“你有关于它的其他数据吗?”我问。

“有,很有意思。那是少年犯罪、疾病和婴儿死亡率最低地区之一。它还是按收入计算租费最低的地方。好家伙,那儿的人肯定是赚了大便宜了。让我来瞧瞧……孩子的人口数正好是城市的平均数,死亡率很低,每千人8.8,城市的平均率是11.2。肺结核死亡率也很低,少于每千人1人,真是不能理解,甚至比布鲁克林的还要低。在以往,北端曾是城市中肺结核最严重的地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改变了。对,他们肯定身强体壮的。当然,那是个令人恐怖的贫民区。”

“你们应该有更多的像这样的贫民区,”我说,“别告诉我你们有计划要消灭掉这个地区。你应该到那儿走走,尽可能多的学点东西。”

“我知道你的感觉,”他说,“我自己经常去那儿,只是在街上走走,感受那种兴奋、活跃的街道生活。让我来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在夏天的时候回来,去那儿走走,如果你现在感到很有意思的话。夏天时,你会喜欢它的不得了。不过,当然我们最终还是要改造这个地方的。我们得让那些人离开那些街道。”

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我朋友的本能告诉他北端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他的那些社会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点。但是作为一个规划者,他所学的所有的告诉他什么是对城市里的人和城市有益的东西,所有的使他成为一个专家的东西却告诉他,北端必须是一个糟糕的地方。

我的那位朋友介绍我找一位波士顿著名的储蓄银行家,一位“处于权利机构上层的人物”,询问关于北端的资金的问题,结果证实了我从那儿的人们中了解的情况。资金不是来自美国大银行系统的恩赐,这些银行现在对规划已经知道得足够清楚,他们对贫民区的了解和那些规划者们一样明白。“向北端注入资金毫无意义,”银行家说,“那是个贫民区!现在仍有一些移民进入!再说,在大萧条时期,那儿出现了很多抵赖抵押款的事,记录不好。”(当时我也听说过这事,但另一方面,我也听说有的家庭如何努力工作,集资去赎回一些抵押的房屋)。

这位银行家告诉我,自大萧条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进入这个有着15,000人地区的抵押贷款的最大数额仅仅是3,000美元。“而且这种情况极少出现。”还有些人拿到1,000或2,000美元。翻新工作需要的资金几乎都来自这里的商业或房屋所得,一点一点的投入;居民以及他们的亲戚中有一些懂技术的人,这些人的加入则是另一种代替资金资助的形式。

这时,我知道对北端人来说,无力借款改善条件让他们焦急、恼怒;更有甚者,一些北端人焦虑,是因为似乎不可能在这块地方盖起新的楼,除非以亲眼看着他们和他们的社区的消失为代价,然后再在那儿按照规划学生们的梦想建一个城市伊甸园,他们对这样的命运很清楚,它不单单是纸上谈兵,因为它早已经完全毁掉了附匠一个从社会形态上讲很接近――尽管实际上要更为宽敞――的一个名叫西端的地区。他们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别的事情不做,只是修修补补,这样的事不能永远进行下去。“有可能为北端的新的建设提供贷款吗?”我问银行家。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说,对我愚笨的提问显得有点不耐烦。“那是贫民区!”

和规划者一样,银行家有他们自己的理论,他们依照那些理论行事。他们的理论和规划者一样来自同一个思想源头。银行家和担保抵押款的政府行政官员们并不发明规划理论,甚至(让人感到惊奇)也不发现关于城市的经济法则。在当今时代,他们只是被启蒙,从上一代的理想主义者那里吸取思想。因为城市规划理论在一代多的时间里并没有采纳什么重要的新思想,所以规划理论家、金融家和那些官僚们都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直言不讳地说,他们都处在一种貌似学问的迷信这样一个阶段上,就像上个世纪早期医学面对的情况一样;那时,内科医生深信放血疗法,即把认为是造成疾病的带着邪气的血液抽出来。为了这种放血疗法,人们通过多年研习来确切地知道应该切开哪根静脉,通过哪种程序,治疗哪种疾病。一个有着复杂技术的庞大结构通过貌似客观的细节被建立起来,其文献直到今天读来还令人觉得有根有据。但是,即使人们完全沉浸于描绘与实际相冲突的“现实”时,他们依然还保留着一点观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放血疗法在它长期支配的大部分时间里,通常掺和进了某些常识,由此减弱了它的影响。或者说至少在它传到美国前,它的影响减缓了。但在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这种技术达到了顶峰。放血疗法在这个国度里风靡无阻。其最大的、影响最深远的支持者是本杰明・拉什医生,至今他仍被尊为革命和联邦时期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兼内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医疗管理的天才。拉什医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有些既有用又有益,其中之一便是推广、实践、教授和传播放血疗法,尤其针对那些在此之前因为谨慎和怜悯而限制了放血疗法的病例。他和他的学生们从那些幼小的孩子们、那些肺痨病人、那些年龄很大的老人们身上放血,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任何不幸患病的人都得放血。他这种极端的做法引起欧洲一些放血疗法医生的警觉和恐惧。但是,直到1851年,纽约州议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仍然为其全方位的放血疗法进行严肃的辩护。这个委员会严厉地讽刺和谴责了一位名叫威廉・特纳的内科医生,因为他竟贸然地写了一个小册子,批评拉什的方法,并声称“这种在病人身上抽血的方法有悖常识、一般经验、理智以及上帝的神圣的法则”。特纳医生说,患病之人应该巩固体力,而不是消耗体力,但是他的声音却被压制了下去。

把医学上的例子类比于社会机制会显得牵强附会,而且也没有必要将城市中出现的事归因于人的性格问题。但是,对于那些满腔热忱、学富五车的人的所思所想而言,这样的类比还是有用的,他们面对的是他们根本不甚了解的复杂现象,却试图用一种伪科学来加以应付。城市改造和规划中的伪科学与医学中的放血疗法如出一辙,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的微秒复杂的教条原来却建于一派胡言之上。但用于发展这种伪科学的技术工具却逐步得到了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有权有能力之人,那些让人羡慕的管理者们自然而然地囫囵吞枣地吸收了这种伪科学最初的谬误,同时他们又被提供了诸多手段和公开的信任,其结果是他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具备最大破坏力的极端,谨慎和怜悯或许在此前尚能制止他们(但现在已无能为力)。放血疗法能治愈病人仅仅是因为偶然因素或它打破了常规,直到这种方法在医学对世界的描述转向细致复杂的一步一步地收集、应用和试验之时被抛弃了。正确描述不是来自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是来自于它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城市规划及其同伴――城市设计――的伪科学甚至还没有突破那种一相情愿、轻信迷信、过程简单和数字满篇带来的舒适感,尚未开始走上探索真实世界的冒险历程。

因此,在此书中,我们自己将开始一次冒险历程,即便是微不足道,也值得一做。我以为,要弄清楚城市表现出来的神秘叵测的行为,方法是仔细观察最普通的场景和事件,尽可能地抛弃以前曾有的期待,试着看看能否发现他们表达的意义,是否从中能浮现有关某些原则的线索。这是我在本书第一部分试着做的事情。

有一个原则普遍存在,并且形式多样、复杂,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集中探讨了其实质,这也是我的论点的中心部分。这个普遍存在的原则就是城市对于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要,这样的多样性从经济和社会角度都能不断产生相互支持的特性。这种多样性的内容可大相迥异,但是他们必须以某种具体的形式相互补充。

我以为一些不成功的城市区域是那些缺乏这种相互支持机制的区域,城市规划学和城市设计的艺术在真实的城市和真实的生活中都必须成为催化和滋养这种互相关联的机制的科学和艺术。以我所能发现的证据而言,我以为大城市多样性的产生需要四个主要条件,通过有意识地引导这四个条件,城市规划可以引发城市的活力(单单是规划者和设计者本身是永远也达不到这个目的的)。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城市中人的社会行为,这对理解接下去的内容很有必要,第二部分主要是关于城市的经济行为,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

城市是一个极富动态的地方,在那些成功的区域这一点更是突出,那些区域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了规划的肥沃之地。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从城市在真实生活中是如何被使用,城市中的人是如何行事的角度,考察了衰落和更新的某些方面。

最后一部分建议在住宅、交通、设计和管理实践方面来点变化,最后讨论了城市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一个如何解决有序复杂性的问题。

事物的表象和其运作的方式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这种现象没有地方比城市表现的更为突出。但是,那些只对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感兴趣,而对它现在是如何运转不感兴趣的人对本书将会感到失望。只知道规划城市的外表,或想像如何赋予它一个有序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外部形象,而不知道它现在本身具有的功能,这样的做法是无效的。把追求事物的外表作为首要目的或主要的内容,除了制造麻烦,别的什么也做不成。

在纽约东哈莱姆有一个住宅区,那儿有一块很显眼的长方形草坪,它成了那里居民的眼中钉。这个草坪的问题被提出来的频率如此之高,使得一位经常往那里去的社区工作者惊诧不已,无意间她发现居民们非常讨厌那块草坪,并催促把它铲掉。当她询问原因时,通常回答是这样的:“这有什么用?”或“谁要它?”最后,有一天一位能说会道的居民说出了完整的理由:“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或看报纸或借五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

这位居民讲出了那些道学家们已经说了几千年的话:行为漂亮才是漂亮(实际做的要比外表更漂亮),会闪光的并不都是金子。

她的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带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是视而不见或压抑正在挣扎中的并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的秩序。

为试图解释这种根本性的秩序,我用了很多纽约的例子,因为我住在纽约。但是本书中大部分基本的思想来自我最初在别的城市注意到的或别人告诉我的事情。比如,我最早对于城市中某些功能综合作用的强大效应的印象来自匹兹堡,我最初的关于城市安全的想法来自费城和巴尔的摩,我最先的对于城市市中心迂回道路的注意来自波士顿,我原先关于贫民区的改造的线索来自芝加哥。促使这些思索形成的素材就在我家的前门,也许在你不是想当然地对待某些事情时,你最能容易看清他们。城市无序的表象之下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有序,试图开始理解这个基本思想原本不是我的想法,而是威廉・科克的,他是纽约东哈莱姆联合社区主管,通过指引我观察东哈莱姆区,他也向我指明了一种认清别的街区和城市中心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试着把在一个城市或街区看到的和听到的与另一个地方的做比较,互相印证,试图找出一个城市或一个地方的经验到底与其之外的地方有多大的关联。

我关注的主要是大城市及其内部地区,因为这是一个一直以来规划理论避开得最多的问题。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也会日见突出,因为目前的城市中很多最糟糕的地方,显然也是最让人头疼的麻烦是郊区或那些不久以前还是尊贵的、安静的住宅区;最终,很多今天崭新的郊区或半郊区将被并入城市,将会经历成功或失败,其条件是取决于他们是否能作为城市的一个区域成功地发挥效应,是否能成功地适应这个转向。同时,坦诚地说,我最喜欢密度很大的城市,也倾注了最大的关心。

但是,我希望读者不会把我的观察看成是对小城市、小城镇或那些还没有纳入城镇的郊区的布局的指南。城镇、郊区或小城市的功能与大城市的完全不同。试图从小城镇的行为或者说想像的行为来理解大城市已经使我们陷入了足够的麻烦之中。而试图从大城市的角度去理解小城镇则更会加剧混乱。

我希望本书的每一位读者都会用他们自己了解的城市及其行为的知识经常地、带有质疑地来检视我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如果我的观点有不确切的地方,或推理和结论有误,我希望这些错误会很快地得到纠正。关键是我们太需要尽可能多地、尽快地学习和应用有关城市的真正的、有用的知识。

我已经对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做了不友善的评说,如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做出更多这样的评论。迄今为止,这些正统的观念已经成为我们民俗的一部分了。它们让我们深受其害,因为我们想当然地接受了它们。为了说明我们是如何接受的,以及它们是怎样地文不对题,在这里我将快速地给出一个框架,以阐明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来源,正是这些思想生成了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正统理论的“真理”。此处另起一段一个最重要的影响线索或多或少地来自埃比尼泽・霍华德,一个英国皇室记者,规划是他的个人业余爱好。霍华德观察了19世纪晚期伦敦穷人的生活状况,他理所当然地不喜欢他看到、闻到和听到的一切。他不仅不喜欢城市中乌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憎恨这座城市本身,他认为伦敦城是一座公开的邪恶之城,让如此多的人拥挤在一起是对自然的亵渎。他开出的拯救药方是彻底推倒重来(改变这座城市)。

他在1898年提出的计划是制止伦敦城的发展,同时重新分布周边乡村的人口,那儿的村庄正在衰落,方法是建一个新的小镇――花园城市。在那儿,城市中的穷人生活或许可以重新贴近自然。他们当然是需要一份工作养家*$口,因此工业要在花园城市中建立起来,如果说霍华德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规划城市,他当然也不是在郊区规划建立宿舍之类的事。他的目的是创造自足的小城市,真正意义上的舒适的小城市,条件是你应是很温顺的,不想有你自己的想法,也不在意与那些没有想法的人共度一生。就像所有的乌托邦计划一样,拥有任何重要计划的权利只属于手握重权的规划者。花园城市是要被一圈农业带包围的。而工业则是部署在规定的区域里,学校、住宅区和绿化带放在生活区,城市中心公共区域里则是商业、俱乐部和文化设施等。小城及其绿化带在整体上应由一个公共当局控制,城市在其领导之下,这样可以避免土地使用的投机化和所谓的非理性的变化,同时也可以消除增长人口密度的企图――简而言之,要尽量避免使小城变成大城市。人口应控制在30,000之内。

内森・格莱泽在《建筑论坛》一书中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景观:“这种形象就是英国的乡村小镇――只是由社区中心替代了庄园和宅第,几个隐藏在树丛后面的工厂给人们提供工作。”

在美国,最接近的翻版也许应是那种模范企业城镇,利益分享,家长―教师联谊会负责日常的、监护性的政治活动。霍华德描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生活,实际上也是一个家长式的政治和经济社会。

然而正像格莱泽指出的那样,花园城市的概念“被想像成了大城市的代替物,一个解决大城市问题的方案;它过去是,现在仍是城市规划思想强大力量的基础。”霍华德曾试图建立两个花园城市,莱切沃斯和维尔温两个地方;当然,自二战以来,英国和瑞典按照花园城市的原则已建了不少卫星城镇。在美国,新泽西拉德布恩的郊区,以及大萧条时所建的,政府资助的绿化带城镇(实际上就是郊区)也是按照这个思想来建的,只是不完全一致,有点改变。霍华德对今日美国所有城市规划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相比之下,囫囵吞枣似地全盘照搬他的观念则根本算不了什么。那些对花园城市概念没有兴趣的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们在思想上也深受其无处不在的原则的影响。

霍华德创立了一套强大的、摧毁城市的思想:他认为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应是分离或分类全部的简单的用途,并以相对的自我封闭的方式来安排这些用途。他把重点放在对“健康”住宅的提供上,把它看做是中心问题,别的都隶属于它;更有甚者,他只是以郊区的环境特点和小城镇的社会特征两个方面来界定健康住宅的概念。他把商业设定为固定的、标准化的物品供应,只是为一个自我限定的市场服务。他认为好的规划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规划都必须要预见到日后需要的一切,以备在建成以后防范日后出现的变化,一些小变化除外。他同时也把规划行为看成是一种本质上的家长式行为,如果不是专制性的话。对城市的那些不能被抽出来为他的乌托邦式的构想服务的方面,他一概不感兴趣。特别是,他一笔勾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他对这样的问题,如大城市管理自己的方式,交流思想的方法,政治运作的形式,开拓新的经济部署的方式等不感兴趣;他根本没有要想方设法加强这些功能的概念,因为他本来就不是要规划这样的生活。

无论强调什么,还是撇开什么,霍华德都是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城市规划的角度来发表意见。但事实上所有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都是从这种愚蠢的东西改编过来的,或用它来修饰自己。

霍华德对美国城市规划的影响集中在城镇(小城市)和区域规划者以及建筑师两个方面。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这位苏格兰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沿着这种规划思路,不把花园城市概念看成是一种吸引人口增长的方法(而原本这些人口注定是要涌向大城市的),而是看成是一种通向更庞大的、容纳更多的方式的起点。他是从整个区域规划的角度来考虑城市的规划的。这样,在区域规划底下,花园城市就应该是均匀地遍布大区域,与自然资源的分布契合,与农业和林地形成平衡,组成一个分布广泛,合乎逻辑的整体。

霍华德和格迪斯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被满怀激情地采纳,一批忠于他们的思想又颇具影响力的人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其中包括路易斯・芒福德、克莱伦斯・斯坦恩、已经过世的亨利・赖特和凯瑟琳・鲍厄。他们称自己为区域规划者,但凯瑟琳・鲍厄在最近则把他们称为“非中心主义者(分离者)”,这个名字更为合适,因为区域规划的主要目的,就像他们看到的那样,就是要将大城市非中心化,稀疏化,将其中的企业和人口驱散到小型的、分类隔离的城(美其名曰城镇)中去。其时,美国人口正在经历老龄化,人口数量也趋于平稳;因此,问题就显得不是要为急速增长的人口解决住宅,而仅仅是重新分布静态的人口。

就霍华德本人而言,他对这一批人的影响与其说在于他们接受他的思想的实际内容――这其实微不足道――不如说是他的思想影响了城市规划和立法,而后者又会影响到住宅和住宅资金。由斯坦恩和赖特提出的主要建立在城市郊区和城市边缘的模范住宅计划,以及由芒福德和鲍厄展示的文章、图片、概述和照片等表明了以下的思想,并将它们通俗化了(在正统理论中,它们早已是司空见惯了):街道对人们来说是一种糟糕的环境;住宅应该背向街道朝里,朝向被隔离的绿化带。过多的街道是一种浪费,只对房地产商有利,他们因为是按门前的面积来测算价格。城市设计的基本要素不是街道,而是街段(街道与街道之间的区域),尤其是超级街段;商业区应与住宅区和绿化带分割开来;街区里的居民对商品的需求应做“科学”的测算,不能给商业分配更多的空间;住宅区里那些不相干的人必然成为祸害;好的城市规划其目标必须至少要造成一种单独的、郊区式的隐秘的感觉。非中心主义者们同时也反复强调了霍华德的中心思想,即经过规划的社区必须要成为一个自足的“孤岛”,必须要抵御未来的变化,每个细节在开始时就必须得到规划者的控制,此后就严守不动。简而言之,好的规划就是目标规划。

为了强调和突出新秩序的必要性,非中心主义者们把目标锁定破旧的老城,并向其发起了频频攻击。他们对大城市成功之处漠不关心。他们只对失败有兴趣。所有的一切都是失败。诸如芒福德的《城市的文化》一类的书,基本上就是对城市病疾的可怕的、充满偏见的罗列。大城市就等于是大杂烩、暴力之城、丑陋之城,是一个恶魔、暴君,一个行尸走肉者。必须要废除它。纽约的中间地带(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一块“彻头彻尾的杂乱之地”(芒福德语)。城市的形状和外貌仅仅是“一种混乱中产生的偶然……是许多自我中心的、不明智的、个人的、随意的、充满敌意的癔想的总和”(斯坦恩语)。城市的中心就等于是“一块充满噪音、污物、乞丐、纪念物和竞相聒噪的广告之处”(鲍厄语)。

如此糟糕的事情又怎么值得花力气去加以理解?事实上,非中心主义者的这些分析、原本是这些分析的同伴和派生物的建筑和住宅设计、以及受到这些新观念直接影响的国家住宅和家庭资金资助的立法――所有这一切没有一件是和理解城市或培育成功的大城市有关的,它们本来就没有这样做的意图。它们只是抛弃城市的理由和手段,非中心主义者们对此毫不隐讳。

但是,另一方面,在规划和建筑学校里,在国会、立法机构和城市议会中,非中心主义者们的思想却逐渐被当做能够建设性地解决城市本身问题的基本指南被接受。这是这个悲哀的故事中最令人吃惊的事:最终,那些真诚地想要强化大城市的人们却接受了这些目的非常明确的、以破坏以致摧毁城市的系统为己任的处方。

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这个罪恶堡垒里的人是一位欧洲建筑师,名叫勒・柯布西耶。他在20世纪20年代设计了一个梦幻之城,他称为辐射之城,不是由非中心主义者喜爱的低层房子,而是主要由处在花园内的摩天大楼组成。“试想我们进入一个完全像公园似的大城市,”柯布西耶写道:“我们快速行驶的小车驶上一条特殊的、位于壮观的摩天大楼间的高架桥;当我们驶近时,可以看见24层摩天大楼顶着的蓝天时隐时现,在我们的左右的每个单个区域的外部是一些政府和行政楼;而最外层是博物馆和大学楼群。整个城市是一个公园。”在柯布西耶描述的这个垂直城市里,每英亩要拥有1200个居民,确实是极其稠密,但是因为楼房是如此之高,95%的地面可以留为空地。摩天大楼将只占有5%的地面。高收入者将住在低层、奢华的住宅里,旁边是网球场,他们有85%的地面留做空地。饭店和剧院随处可见。

勒・柯布西耶不仅仅是在规划一个具体的环境,他也是在为一个乌托邦社会作出规划。勒・柯布西耶的乌托邦为实现他称之为最大的个人自由提供了条件,但是这样的条件似乎不是指能有更多行动的自由,而是远离了责任的自由。在他的辐射城市里,很可能没有人会为家人照料屋子,没有人会需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奋斗,没有人会被责任所羁绊。

非中心主义者和其他花园城市的忠诚拥戴者曾对勒・柯布西耶公园中的塔楼之城感到很吃惊,现在仍然如此。他们对它的反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很像是先进幼儿园的老师面对着一个完全教育性质的孤儿院的反应。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辐射城市直接就来自花园城市的概念。勒・柯布西耶接受了花园城市最基本的模样,至少在表面上如此,然后把它实际化,适用于人口密度高的条件。他把他的创造描述为能够变成现实的花园城市。“花园城市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写道:“自然消失在道路和房屋的蚕食之下,原本应有的幽僻之处变成了拥挤的居住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将在‘垂直花园城市’中找到。”

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从相对容易被公众接受的角度看,勒・柯布西耶的辐射城市也是依赖于花园城市的概念的。花园城市的规划者以及它的在住宅改革者、学生和建筑师中不断增加的追随者们都曾不知疲倦地推广超级街段、廉租住宅街区和固定规划的概念,以及草坪至上的思想。更有甚者,他们颇为成功地把这些特征树立为具有人性的、对社会负责的、实用的、超凡脱俗的规划标志。其实,勒・柯布西耶根本用不着从人性的和城市实用的角度来证明其设想的正确;如果这种城市规划的伟大目标能够让儿童文学作家克里斯托弗・罗宾兴奋不已,那么勒・柯布西耶又何错之有?但是,非中心主义者们的要求制度化、程式化和非个性化的口号,在他人看来,则显得既愚蠢又狭隘。

勒・柯布西耶的梦幻之城给我们的城市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它受到了建筑师们狂热的欢呼并且逐渐在从低收入住宅到办公楼等众多建筑项目中得到体现,除了至少将花园城市的原则在密度高的城市中做一些表面上的应用文章,勒・柯布西耶的梦幻还包括其他奇迹。他试图把汽车放进他的规划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这是一个崭新的、令人激动的想法。他将主干道纳入高速单行道。他减少了街道的数目,因为“交叉道是交通的敌人”。他建议把地下道路作为重型车辆和交通运输的道路;当然,就像花园城市规划者一样,他让步行者离开街道,留在公园里。他的城市就像一个奇妙的机械玩具。此外,作为一个建筑作品,他的构想具有一种令人目眩的清晰、简洁以及和谐的风格。它是如此的有序、明确、容易理解。它在一瞬间将所有东西托盘而出,就像绝妙的广告一样。这样的设想以及它大胆的象征一直以来对规划者、住房计划的赞助者和设计者们都产生了不可阻挡的影响,对开发商、贷款者和市长们也是如此。它对那些有着“革新”观念的区域划分者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制定一些规则,目的是鼓励非住宅项目建造者对梦幻之城进行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思考。不管得出的设计是如何的庸俗和笨拙,不管空地是多么的单调和无效,不管近距离视觉是多么的沉闷,勒・柯布西耶的摹仿者总会这么喊道:“瞧,我的作品!”这样庞大而引人注目的作品表现了某个人的成就。但是,至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正如花园城市一样,除了谎言,它什么也没有说。

尽管非中心主义者因其对温馨舒适的小城生活理想的忠诚,从来就没有与勒・柯布西耶的方案和谐相处过,但他们的信徒们却恰恰相反。事实上,今天,几乎所有的城市设计者们都以各种变化的方式融和了这两种概念(花园城市和梦幻之城)。被冠以“选择性的迁移”或“重点更新”或“更新规划”或“保护规划”――意思是说避免对某个破旧地区的整个清空――等各种名称的改建技巧主要是一个诡计,即找出来有多少老建筑还可以留下,看看那个地方是不是仍然可以改造成一个合格的辐射式花园城市的翻版。区域划分者、公路规划者、立法者、土地使用规划者以及公园和游乐休憩场地规划者――他们中没有一人是生活在意识形态的真空中的――不断地运用这两个效力强大的图景,或者更为复杂地,运用这两种图景的混合体,把它们当做是固定的参考点。他们或许会在这几个选择前犹豫不决,他们或许会折衷处理,或许会将它们庸俗化,但不管怎样,建立在这两种观念之上的思想是问题的出发点。

我们还应该简单地回顾一下另一条不太重要的正统理论的来源。它或多或少地开始于1893年芝加哥恢弘的哥伦比亚展览会,正好与霍华德形成他的花园城市的理论是同一时间。芝加哥展览会对此前已经在芝加哥兴起的激动人心的现代建筑表示了蔑视,相反,它戏剧化地推出了回到历史的摹仿文艺复兴的风格。在展览公园里排列着沉重庞大的纪念碑,就像盘子里装着的撒了糖霜的糕点,一排接一排,色彩斑斓,预示了后来勒・柯布西耶在公园里的一座又一座的高楼。把这种厚重的、纪念碑似的建筑以祭神的方式集合在一起的形式抓住了规划者和公众的想像力。它肇始了一场名为城市美化的运动,事实上,展览会的策划主要是由后来成为城市美化运动的领头组织者,来自芝加哥的丹尼尔・伯纳姆主持的。

城市美化运动的目的是建立城市标志性建筑。一些建造系统林阴大道的宏大计划被制定出来,但大部分却没有任何结果。这个运动真正产生的结果是仿照芝加哥展览会的中心标志物,一个又一个城市建造了市中心,或文化中心。这些建筑物沿着一条林阴大道,就像费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或靠着一个商场,就像克利夫兰的市政中心;或比邻公园,就像圣路易的市中心;或与公园交错在一起,就像旧金山的市政中心。不管它们如何布置,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标志性建筑都分离于城市的其他部分,尽可能最大地体现其效应,整个建筑被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位对待,鹤立鸡群,轮廓分明。

人们引以为豪,但这些中心建筑并不成功。其一,中心周围城市的普通区域日复一日地破败下去,而不是振兴起来,周围总能见到一圈墙上涂着乱七八糟的刺文的小店和旧服装店,非常扎眼,或者干脆是一派无法形容的凋敝破落景象。其二,人们大多远离这些中心地带,当展览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时,它似乎就不像展览会了。

城市美化运动造就的中心内的建筑在风格上已经过时了。但是,这些中心背后的思想却并没有受到质疑,而且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显示其强大的力量。把某些文化或公共功能建筑分离出来,消除其与日常城市的联系,这种思想与花园城市的教条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上述提到的几个观念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花园城市和辐射城市加之城市美化,于是就有了辐射式花园城市美化的结合体,就像纽约宽广的林肯广场,那儿建立了一个标志性的城市美化概念的文化中心,周围接邻的是一系列辐射城市和辐射花园城市概念的住宅、商业和校园中心。

与此相似,城市功用分离的原则――通过压抑除了规划者自己的规划以外的所有规划而带来秩序的原则――已经轻易地涉及到了城市功能的各个方面,直到今天,如果某个大城市有一个土地使用的大手笔计划(常常与交通相关)简直就是按照事先的设想,对未被分离的地方进行一系列重新部属。

自始至终,从霍华德到伯纳姆以及到最近的城市改造法律的修改,全部的观念和计划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为了牺牲品。



目录
导言
第一部分 城市的特性
一 人行道的用途:安全
二 人行道的用途: 交往
三 人行道的用途:孩子的同化
四 街区公园的用途
五 城市街区的用途
第二部分 城市多样化的条件
六 产生多样性的因素
七 主要用途混合之必要性
八 小街段之必要
九 老建筑之必要
十 密度之需要
十一 有关多样性的一些神话
第三部分 衰退和更新的势力
十二 多样性的自我毁灭
十三 交界真空带的危害
十四 非贫民区化和贫民区化
十五 渐次性资金和急剧性资金
第四部分 不同的策略
十六 对住宅的资助
十七 被蚕食的城市与对汽车的限制
十八 视觉秩序:局限性和可能性
十九 拯救和利用廉租住宅区
二十 地区管理和规划
二十一 城市的问题所在致 谢
索引



王军:简・雅各布斯让我感动(信息时报访谈)

近期,不少出版社陆续推出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方面的图书,其中,译林出版社引进的简・雅各布斯的经典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最为引人注目。这本写于1961年的经典,许多段落犹如直指今日的中国城市规划。

作者的犀利分析,像一部重型推土机,会把许多所谓的正统观念一扫而光。

“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看报纸或借5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这句话出自纽约一位居民的嘴,但这分明也是今日的北京、上海……无数被拆迁居民想要说的话。

到底谁在规划,到底谁该负责?关于城市规划的讨论简直是一团乱麻,作为普通居民的我们更是只有旁观的份儿。专家意见满天飞,每个人似乎都占有一半真理。

本周,我们请来因写作《城记》而名声大噪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就《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及城市规划谈了纵深看法。

她颠覆了既有的理论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您的电子信箱取自简・雅各布斯的“街道眼”理论。您最早接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什么时候?

王军: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2001年1月9日拿到一位朋友给我买的英文版,特别巧,那天是梁思成先生逝世29周年的忌日。我捧着这本书对朋友说,这是我的一个大日子。

打开目录,第一章前三节全是谈人行道的,我就特别感动。简・雅各布斯是一位女性,她是如此细腻地感受和发现着城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与今天的中国城市很相似,都是“拆”字当头。简・雅各布斯在1959年针对美国大规模改造城市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这让我非常感动。再过两年,她完成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部著作,几乎颠覆了既有的城市规划理论,这本书已被列入世界各大名校城市规划专业的必读书,今天的许多规划大师就是读着这本书进入门槛的。

信息时报:简・雅各布斯打碎了众多的传统观念。

王军:对,简・雅各布斯几乎改变了城市规划学的核心内容,以前搞规划的多建筑师背景,考虑得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问题,觉得这个地方不好,拆了就行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雅各布斯则揭示了造成物质层面问题的非物质因素,认为这才是最为深层的原因。基于这对一理念的认同,后来的规划师更多是经济学家背景、社会学家背景,他们把城市规划发展成为将社会、经济、文化与物质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理论,里面更多的是政策法规问题,决策程序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问题。

信息时报: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如何?这本书的出版有着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王军:我感到,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也就是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即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土机越碾越多。

我在北京规划展览馆门亭看到这样的字样:“本展馆内容与拆迁无关请慎重购票”。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告示?因为有太多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家会不会被拆,想到这里了解情况,有的人无一所获,就提意见,于是展览馆就得出个告示以“免责”了。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尴尬?就是没有把城市问题作为一个综合问题来对待,在一些规划师眼里,这个城市似乎是一片“荒地”,他们只顾“快意”地画图,根本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住,产权情况如何。我曾采访到一个极端的事例,有一个楼房的一单元被划给了一个开发商,另外两个单元还住着人呢,他们就这样把一单元拆了,跟卖豆腐一样,切成两块来卖!

街道是长着眼睛的

信息时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常把“以人为本”挂在嘴边。您觉得在城市规划中如何才能体现“以人为本”?

王军: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是define,即界定社区的属性,明确产权边界,通过区划法规(zoning)的编制,保证不动产的安全与增值,规定哪些事情不能发生,其结果就是“安居乐业”。可我们呢?城市规划不是define,而是design,是搞设计,没有对社区的属性进行界定就去设计了,似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产权人就感到不安全了,事实上,在这样的“设计”中,真正要生活在“设计”结果中的居民,却被排除在“设计”程序之外,这对于城市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答案不言自明。

我这样来说,并不意味着城市是不需要设计的,那么设计应该在哪个层面发生呢?是在城市设计这个层面上。而城市设计的基础是城市规划,即design基于define,城市设计要在城市规划所形成的区划法规的基础上,制定设计导则,明确公共建筑或标志建筑与背景建筑的关系,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个体的建筑设计。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是社区居民参与的,他们是真正的主人。可我们呢?城市规划的真实内涵被抽空了,城市设计这个光荣的传统被遗弃了(北京元明清古城就是城市设计的无比杰作),剩下的就是个体的建筑设计了。失去指导的个体建筑设计,只会形成令人窒息的、混乱的景观现象,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则是生命的损失,社会矛盾的增加。

所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城市是有其自身的生命的,它会按自己的方式生长,这样的生长不是你规划师规划出来的。

信息时报:那么,“人,诗意地栖居”在城市还有可能吗?如何成为可能?

王军:在完成《城记》之后,我这两年在探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几十年北京出现这些多的危房?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危房率只有5%,为什么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总体增长的时期,城市的细胞却如此大面积的衰败?这些和城市的住宅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城市规划有何联系?最后会对国家的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总会想到简・雅各布斯,她也是一名记者啊!

简・雅各布斯是孩子的母亲,她是把自己的腿放到街道上来感知城市的,她如此敏锐提出了“街道眼”(streeteye)的概念,论述为什么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有着对社区的强烈认同,这些街道是长着眼睛的,这让居民感到特别安全,让小偷感到特别不安全。

“大城市”本身没有错

信息时报:雅各布斯是支持“大城市”发展模式的,但“大城市”是很多学者批评的,他们认为人口超过50万就容易导致交通堵塞和污染等众多“城市病”,您怎么看?

王军:拿北京来讲,一位英国学者评价说,北京集中了上个世纪世界城市建设中的种种过失。我想,这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Idea出了问题。中国人画画讲“意在笔先”,我们的“意”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到底要把北京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应该承认,一种交通政策对应的是一种城市形态,你要以小汽车和大马路来解决问题,你的城市就应该像洛杉矶那样是低密度、大尺度的,这样才不会堵车呀。你要建设一个高密度的城市,交通政策只能是以公交和步行为主导的,像纽约那样,地铁是上下行四车道,上面自然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摩天楼。

可我在北京看到的是,这个城市居然要用洛杉矶的政策来解决纽约的交通问题,能不出问题吗?结果必然是大马路成为停车场。北京是什么交通模式都要发展,既发展小汽车,又发展公共交通,其结果是什么样的交通都不方便了。世界城市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把所有的交通模式都占全了而取得成功。像洛杉矶那样的汽车城市已遭到世人诟病,因为能耗太大了,失去了城市的密度,整一个大郊区,正如简・雅各布斯所说,是一个“伪城市”。

相比之下,纽约由于交通政策指向明确,只发展公交,不拓宽马路,就让你开车不痛快,结果是大家都不开车了,曼哈顿岛将近80%的人没有私家车,靠公共交通就解决问题了。这样的经验应该在中国普及啊。

信息时报:现在许多城市都要消灭“城中村”,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您怎么看?

王军:这正似简・雅各布斯当年所批评的美国现象,而这一中国注脚还有这一层含义:“城中村”正是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正是中国城市竞争力的蓄积地,如果拆得这个城市只剩下所谓“高素质人口”,它还会有竞争力吗?结果只会给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增加城乡矛盾。当然,并不是说,“城中村”所存在的问题就不应该解决,关键是,所谓的物质问题的背后是非物质,我们必须回到简・雅各布斯的立场上来。

我们丢掉了优秀的传统

信息时报:您对上海的“新天地”如何评价?个人比较喜欢的城市有哪些?

王军:我不喜欢“新天地”,不仅仅是因为它无法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中共“一大”会址的历史环境,更在于它不是一个公正规划程序的结果。

我喜欢纽约,水草丰美,城市有多样性。简・雅各布斯就是拿纽约来说事。这个城市确实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都能讨得一份生活,这才是城市啊。

巴黎在1958年搞了一个“梁陈方案”,即建设了拉德方斯,我喜欢。为什么?因为巴黎在高速发展时期开辟了新区,避免了昂贵的城市拆迁,使城市的经济成本得到控制,保持了竞争力。拉德方斯现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商务中心区,巴黎64%的国外公司都在这里,拉德方斯总共3600多家公司中,50%都是公司总部,全球营业额高达1520亿欧元,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去看巴黎时,为此特别感动,同时为北京难过。

信息时报:为北京难过?

王军:巴黎老城区大量标志性建筑都是外国人做的,比如卢浮宫改建工程是贝聿铭设计的,协和广场的方尖碑来自埃及,拉德芳斯的大拱门是丹麦人设计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是意大利人设计的。但这些“舶来品”在巴黎却如此和谐,巴黎没有出现像北京这样的“建筑殖民化”的争论。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巴黎有容乃大,这个“容”在哪里?就是巴黎的古城保存完整,你一看,她还是一个巴黎人,只不过戴着贝聿铭设计的一个钻戒,意大利人设计的一个项链而已,而这些,只会使巴黎分外妖娆。可北京呢,一直在拆除古城,把自己的文化容量拆没了,结果,外来的文化很容易居于强势,被视为侵入者,因为这个“北京人”的模样已看不清楚了。

你看巴黎街道上的那些小玩意,包括保护树木根部的铁箅子、售报亭、小垃圾桶都是很好的设计,巴黎的公共汽车候车亭,就是香港新机场的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在巴黎你能够在一些读物中找到这些设计师的大名,因为这个城市尊重创造,尊重知识产权,真正崇尚艺术。所以,我回到北京,看到长安街上的售报亭跟巴黎一模一样就很不舒服,我不知道这是正常的引进还是抄袭。我在想,你就是抹着巴黎的口红,喷着巴黎的香水,就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吗?你为什么不去学人家是怎样敬重艺术的创造呢?

建筑师爱说“上帝活在细节中”,确实如此,你要挑一件好衣服,你只要看看衣服的里子够不够好就行了,如果里子都做得那么棒,这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产品。巴黎的“里子”就非常之好。而我们呢?居然会把垃圾桶设计成国宝大熊猫的形状,难道这就是我们正常的情感表达?我们的创造力就如此枯竭了吗?我并不是说国外的一切都好,关键是我们的城市丢掉了太多优秀的传统,我们需要的是自觉啊!



又爱又恨大城市�D�D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梁永安)

雅各布斯女士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写的是怎样面对人类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大城市的繁杂格局中统一人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充分维护和发展城市中各个区域、各种文化、各种人群的多样性和各自特性。这个问题是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1961年在《城市发展史》中提出的,与雅各布斯女士的这本书出版于同一年。雅各布斯首先是一个“大城市”的维护者,她认为大城市的出现适应了现代人类对于“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要”,这种动态十足的多样性极大丰富了人类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这与一些反对大城市扩张的城市学家的主张很不相同。雅各布斯的鲜明立场使她不得不正面回答一系列问题:现代大城市的存在为什么是合理的?大城市的价值何在?大城市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结构?现代城市的发展又在哪些方面背离了大城市的合理属性?《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在多元化的时代里,否定一种现实或理论并不难,只要勇于说“不”就行。但要在否定之后提出建设性的新思想却相当不易。这也是思想家、理论家们的最大困扰。雅各布斯并不擅长于高屋建瓴的宏大理论思辨,但她的相对优势也在这里: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一切都是从对城市生活的直感出发的,分析的起点是最微观的城市元素――人行道,逐步扩大到街区公园、城市街区、街段、老建筑、人口密度、贫民区、汽车、城市视觉、地区规划等问题。比如,她提出街道建设应该力求“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界限清晰”,使人能够为应付陌生人做好准备。达到了这一点,城市就有能力将陌生人变为重要的资源,带来活跃的气氛。这就需要在街道周围始终有一些人盯着街道,人行道上始终有行人。为此,应当合理地配置街道上的商店、酒吧、饭店、各类活动中心等,形成一个由大众视线构成的安全防范体系,有效消解陌生人带来的危险,同时充分容纳陌生人带来的活力。雅各布斯的论述建立在精心选择的城市发展案例之上,逻辑十分清晰。毫不含糊的否定性与富于创意的建构性形成了这本书的思想张力,她实际上在两面作战:一方面为大城市的反对者呈现了大城市的多元价值,另一方面也正视因大城市的复杂性而带来的风险,并力求给出积极的解决方案。

总体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城市是按照理性模式建立起来的,各种利益、各种欲望在城市中交错角力,形成了城市的现实形态。雅各布斯并没有过多考虑这些历史过程,似乎有些书生意气。然而静下心来想想,多读几本这样的书还是很有意义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高温期”,然而,城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文尺度和多样性格局?《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审视城市的思维角度。

建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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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有学会写个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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