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建筑教育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疫情之下,建筑教育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插图 Students in a college recreation hall. Image © Pudiq | Shutterstock

    本文摘自建筑师日报,是“后疫情未来”系列第一议题下的第三篇文章。前两篇的作者分别为Mario Carpo和Phil Bernstein,探讨了建筑教育由现实背景向虚拟的无缝对接。点击阅读此专题。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著名的瘟疫纪事中,描述了中世纪城市的划分,对公民的隔离,以及资源的分配。根据福柯的论点,这些关键的举措在时间和空间上促成了人民和机构的纪律。同样地,在1910年的Flexner报告发表后(随后在1912年,建筑学院联合会成立了,简称ACSA),医学领域得到了巩固。在1918年流感爆发后暴露了需要对流行病学进行更大的监视和诊断的需求。

    疫情之下,建筑教育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插图1

    许多人怀疑我们正处在类似社会重组之中。像我这样的学校主任现在比以往更加忙碌,我们像空中交通管制员,远程管理着人力和资源。在过去几个月中,监测和决策一直是艰巨任务,不论好坏。

    尽管如前同事Mario和Phil所言,疫情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但我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预测和担忧。基于网络的数字化产出并不一定更加高效,即便如此,传统的效率真的是我们所追求的吗?为此,我谨不赞同Mario所说的“与机械化批量生产相比,电子制造更加灵活、聪明,更珍惜自然与人力资源。”这些限制在生产的实际成本中显而易见:当今的全球化经济比以往使用着更多的自然资源。此外,数字技术只可能将人类的负担从一处的征用和滥用转移到另一处:从西弗吉尼亚的煤矿的肉体虐待,到亚马逊配货中心的精神折磨,或是从生产设施聚集的曼彻斯特,到如今的流水线工厂。请原谅我犀利的中西部视角,只有从伦敦或纽黑文人眼中,事物才会看起来“体面”。尽管Phil质疑建筑对更好记录文件的偏好,并解释了供应链的脆弱,但基于现状,更佳的数据管理并不一定能带来更深的见解。这项任务是我们精益的按需经济的借口,在这种经济中,公司的利润决定了体系中易遭受“破坏”和声败名裂的流线和缺陷,而大学显然也无法幸免。

    回到原命题中提到的问题:疫情隔离前前哪些流行的技术会加速变革?良久以来,工作都是一种真实和虚拟交互的混合体。在较小的规模上,教室也是如此(在这点上我与Phil观点一致)。如辛辛那提大学的百年coop项目,将工作从学院中分离出来,是所罗门的钥匙,两处不同的产出在结构上是相互交织的。

    无论是否追随福柯,教员们最初都担心我们会在疫情中受到更严密的监视。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然如此了。一段时间以来,大学都在要求教职工使用能够实时监控学生活动的数字工具记录工作时间。这种必要性是由同样的商业实践驱动的,这些商业实践以效率的名义改变了经济体的供应链,导致大学招聘的管理人员多于教员。表面上来看,聘请这些行政和数据管理人员提高了教育的效率和责任感,但对完美数据的追求却成为了付出巨大代价的工作保护主义。所以教员们担心,如果必须录制讲座和课程,我们将脱离现实,被虚拟的自己所代替。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正的教师是出了名的低效。

    在我的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看来,更棘手的问题是“我们为何要为线上教育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 对私立大学来说更是如此,它们通常有着更好的现场实验室设施,每桌都有电脑。与我所代表的公立大学不同,私立大学为实际存在的参观、名声、高薪教师付出的更多。然而,暂且不谈公立大学的好处,站在教师的角度不禁问道,“我们真的需要大学吗?”

    这个疑问带来了更加艰难及创造性的思考。“Meds and Eds”公式支持着主要市中心外的几乎所有经济体,教室和工作场所性质类似。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将大学视作神圣之所,如同根植于历史中的修道院,有着深深的回廊和祷告之钟。大学是一种依赖实际氛围和校历稳定节奏的产地。我们冒着风险维护着特殊的形象,因为我们正在目睹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周期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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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疫情的潜在后果,第一个受到改变的是时间。在封城的几个月内,许多人发现传统的校历越来越不合理。我们辛辛那提大学已经知晓一段时间了:从一开始,学校就围绕复杂的校历循环运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休息时间,季节性地回到家庭农场工作。尽管我们比三月中旬线上开始前要工作地更多,但不间断的工作可以减轻目前的负担,转化为实践,有效模糊学习教育和工作生产间的界限。

    第二个机会是空间上的。近年来出现了两种广泛、冲突的趋势,与传统建筑产出的场所类似,即工作室、大学和城市。处在我们现代生活方式两端的工作和娱乐,已逐渐融为一体。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工作空间上,除了比以往更加高效之外,因为加入了娱乐空间变得更活泼了,将沉闷的隔间变换成休息室、咖啡台、和健身房。市中心也变为了新服务经济的基地,各大学也争相效仿。健身房、小型购物中心、设备齐全的俱乐部层出不穷,处在随处可见的六层砖盒子中,代替曾经的工厂、教室、宿舍、实验室和讲堂。在辛辛那提,一个乒乓球桌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毕设工作室中。

    传统的学术环境旨在将任性的少年们塑造成积极的社会人士,但相比之下,如今的校园是乌托邦式疗养池,培养爱好,满足下一个有闲阶级新债务杠杆的渴望。然而,许多人逐渐意识到,学生的债务一定程度上也是学校的负担。全国大学在房地产的投资、市场上的赌博和极少数第一级别体育竞技的丰厚利润,驱动着返校令,而未考虑到真正的教育工作。

    作为前新英格兰校长被问起,疫情期间学生们能否使用学校设备来“放松一下”,我建议他们到别处消遣。在辛辛那提大学,我们对待娱乐的态度非常严肃;校园就是实际工作和虚拟产出的地方。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必要和可取的——合作还是在工作室环境中效果最好。我还要补充一点,尽管学院被称为“设计学院”,但我们却否认“设计”的标签,这意味着对可预料结果的完成,或者对任何专业的负责。相比之下,“建筑”既不是设计也不是艺术;更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被定义的。其不确定性源于与环境的关系。是的,或许不太高效,但传统的发现都来自于实践和意外,而不是任何预测的逻辑、设计或其他。我们要求超越传统限制,要求试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标准实践的可能/真实场景过渡到虚拟/真实的新范式中。

    引用Talking Heads chestnut “战争时期的生活” ,我被问到“为什么要留在大学?为什么去夜校?”我的回答总是,“这次会有所不同”。或者,也许是新步调的开始,学生们会问,“为什么工作?”、“为了哪种未来?” 我会说,以一个虚拟工作环境或者更高效的工作系统来激发我的两个朋友和前同事并不是主要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未来都是过去的未来,生产是由对更多生产的渴望驱动的,而对新事物的崇拜诱惑着社会。我们已经意识到欲望渴望着更多欲望,而我们再也承受不起破坏相同范式的代价。

    如我所言,coop模型是19世纪的激进思想。即便如此,在过去几个月里,它还是在辛辛那提进化成了狂野、新型的形式。与其在线下和线上工作室中纠结,我们更愿意看到大量的跨界与混合模式,以及更多用于知识产出的移动模型。是的,Mario,烘焙师和程序员,手工和电脑,以及过去几十年中的众多工作场所。虚拟化将从现有的工作室/工作模型中浮现。不受空间的限制,我可以从任何地方聘请人才,也可以将各个时区的学生带入课堂。这使我们对实体校园的大量投资变得十分危险,这里美不胜收的校园甚至比世界闻名的辛辛那提动物园更具异国情调,值得学生们的学费。

    脱离时间的管制,或许意味着可以诞生关于工作教育可持续模型的新思路。但是在现有的教育模型中,我们需要打破那些将教育和工作分离、所谓效率的组织与限制,周转于知识和价值创造间。是时候打破修道院的专有限制,朝着工作与教育更开阔的未来迈进。

    本文最初发表于建筑师日报
    译者:朱瑞娜 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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