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五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入陕，当时我是红二十五军的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我又是陕南特委书记。红七十四师是红二十五军走后建立的。留下的鄂豫皖老战士只有三百多人，其余大多数是抗捐军。所谓各路游击队，主要是抗捐军。
         何振亚是一九三五年从杨虎城部队以兵变的形式拖出来搞游击的，经常对我们的侦察员说他也在打游击。西安地下党派人向何部下面主要干部做统战工作。我们分析何振亚有好的政治目标，就主动靠拢，有时相距只有三十多里路。一次西安的干部来说是党员，是由西安党派来的，请我和陈先瑞同志到何部去讲话。我是打算去的，同志们不敢让我去，怕出问题。我留他们住下，给讲了中央十二月会议的决议精神。我们还送给他们些枪支、子弹和几万元敌人的邮票等三种礼物。以后我们当他是友军，有了正式的来往信件。陈先瑞还去给他们做过报告，并告诉他们一些工作方法和打游击的办法。从此以后与何部取得正式联系。那时我们和一个大刀会的首领宋登贤有关系，他在大峪口一带活动，有一些武装。一次他把西安救国会派往何部的人杀了几个。后来宋登贤谈了这个情况。同何振亚部的正式合编是在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到西安派李涛同志来七十四师，李涛传达中央指示，说何部是党领导的，周副主席同意我们合编为抗日联军，何部是第一军，七十四师是第二军。我们成立了指挥部，总的属杨虎城指挥。后来何部和红十五军团上了陕北。
       本文节录自郑位三一九五九年七月访问谈话记录《红军在陕南》、十一月访问谈话记录《关于红二十五军及七十四师在陕南斗争历史的谈话纪要》，标题系编者所加。郑位三（1902—1975），湖北省红安县人，曾任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