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何振亚（何继周）、晏盛明等同志原来都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四团三营九连当兵，何振亚是连副，晏盛明是班长，我是战士。由于共产党的主张正确，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深得群众拥护，特别是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在陕南开展的革命活动，对何振亚、沈启贤等有志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长期酝酿，带领所属武装力量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出来，参加红军，跟共产党走。一九三五年，四团调到蓝田一带堵截红二十五军。是年冬，我们九连开往长安县引驾回驻防，这就给等待时机的何振亚等人领导起义带来了极好机会。九连连长张锡武很反动，是起义的最大障碍。一天夜里十二点左右，张连长正在熟睡，何振亚带了几个战士冲进他的睡房，一齐动手，有的按头，有的按腿，把这个反动家伙用绳子勒死在炕上，搬掉了起义的障碍。当晚，何振亚带领我们全连起义，进入秦岭山区，开始了游击活动。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诬蔑我们是“土匪”，到处追击我们。为了保存自己，我们尽量避免和国民党正规军打仗，一直在深山和他们打转转，整天忙于行军，多则一行百余里，少则几十里。没有军饷，更得不到武器和弹药补给，生活非常艰苦。当时，我只有十几岁，成天跟着部队跑，不操什么心。我好胜心很强，领导分配给我的任务，一定保证完成好。我们在游击过程中，以九连起义同志和后来从四连起义的部分同志为骨干，吸收了不少农民参加，壮大了我们的队伍。

一九三六年四月，国民党安康专署派代表收编我们为特务大队，驻在安康的东沟口。但是，何振亚给我们讲：我们是明投暗不投，要找共产党，当红军。对安康专署给的任务，表面上听从，暗地里不执行，我们有自己的主张，跟共产党走定了。

东沟口第二次起义前后，中共西北特支派杨文贤（杨江）、杜瑜华、沈敏、杜超、张英勃等五六个同志来，加强了部队的集体政治领导。但这时部队中没有建立党组织，直到一九三七年春编入红十五军团，上级派李雪三同志来担任政治委员时，才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

部队驻东沟口时，对于新参加进来的十几岁的孩子，何振亚把他们编成少先队，主要是看管俘虏，有时处决恶霸地主也交他们执行，使他们得到锻炼。

部队在第二次起义前就学唱红军歌曲。我只记得这么几句：没打鼓儿没敲锣，听我唱个红军歌。......

我们从安康东沟口第二次起义以后，一直在安康、汉阴、石泉、宁陕和镇安等深山里同追堵我们的敌人打圈子。从东沟口出来，我们先到茨沟，缴了茨沟保安队的枪。茨沟保安队队长是个三十几岁的小伙子，白胖白胖的，穿得挺阔，抓住后就地杀掉了。保安队的其他人，有几个当了俘虏，有几个跑掉了，对抓到的一般的人我们没有伤他们。打了茨沟以后，部队向南进发，晚上打了五里铺。

这年八月，我们打出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旗号。政治部主任是徐海山，我当了政治部宣传班班长。我们宣传班有十来个人，一般不直接参加战斗。我们班有一台油印机，是主要宣传工具，用红绿纸印一些小块标语之类的东西，随身带上，行军到一个地方，就贴到墙上、树上。宣传班算我文化程度高，有个初小水平，其他同志都不大认识字。我们大家对这台油印机很爱惜，行军时用小背篓背上。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有个直属特务队，二十来人，都是些很精干的年轻小伙子，比较好的武器如短枪、一挺机枪，都集中给特务队使用，队长叫张英才。

何振亚是个很能干的好同志，生活上从不特殊，带兵打仗很能动脑子，指挥有方，警惕性很高，所以部队在陕南打游击，没有吃过大亏。

记得这年的八九月间，我们在石泉云雾山底下打了一个寨子，从寨子上搞了不少银元宝。这个寨子打下来时间不长，国民党的军队突然对我们进行袭击，待我们把队伍散开，准备放敌人进我们的“口袋”时，天过经黑下来了。由于天黑山大，我们摸不清敌人的底细，就趁黑向云雾山顶上撤退，在山顶的庙上住了一夜。部队撤退以后，我发现杜瑜华同志的头上负了伤、流着血。后来又打了平梁铺、涧池铺。这几次行动都是在吃西瓜的季节，打完仗以后，弄了不少西瓜慰劳战士们。就在这年的秋后，在密峰岭上同追堵我们的敌人打了一仗。密峰岭上的茅草和树木很深，行军时我同何振亚同志相隔不远，快上到山顶时，何振亚同志的警卫员刘德保（安康人）喊：“军长，敌人上来了！”紧接着前头的部队就同敌人打起来了。密峰岭这一仗我们吃了亏，由于提前没准备，损失了几个同志。这算是一场同敌人的遭遇战。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有两件事情至今记忆很深。一是我们行军中有时需要在群众家里弄饭吃，有些地方的群众听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我们不太了解，我们一去他们就跑了，我们自己弄饭吃了以后按用的东西付钱。那个时候用银子作为货币，我们就把银元宝割成小块，放在他们的锅子里，写上纸条，说明所用东西的多少。之所以放在锅里，我们想到他们回来后肯定要做饭吃的，揭开锅盖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做对群众也是一种最现实的宣传。二是有一次一个战士在行军中不小心把枪栓弄丢了，他自己又说不出什么原因，何振亚同志知道后就叫把这个战士杀了。现在看来，这样处理一个犯了一般错误的战士有些太过分，只教育一下就可以了。自从这件事情那样处理以后，再没有人敢随便丢东西了。

部队开到甘肃驿马关，李雪三同志在大会上宣布我为团部管理排排长，负责团部的后勤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徐海山因过不了艰苦生活，对我说:“咱们回陕南吧。”我没有理他。后来，他和刘仁政等离开部队回陕南了。

冯俊勋（冯纯愚）当时是少先队的指导员。在一军期间，冯俊勋和我私人关系不错，一九三七年底或是一九三八年初，我们所在的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开往华北一带打日寇，部队抽调我和晏盛明、冯俊勋等六七个人去延安抗大。我们赶着几匹驮着文件的骡子，一起回大后方，不料他到晋南开了小差跑回家了。我和晏盛明等几个人到了延安在抗大学习。（汪德胜、尚德旭调查）

本文摘自《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修订本）回忆资料。根据刘挺民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访问谈话记录及《我的回忆》节录整理。刘挺民，石泉县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安特种钢厂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