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被誉为“一方之全史”，是一个地区权威详实的历史家底，承载着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职责。前两轮大规模修纂积累了卷帙浩繁的方志成果。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作为资料性文献，部分志书面向理论研究者与文史工作者这些核心受众，查阅率、引用率依然不高；一部分志书长期陈列在书架上、沉睡在书库中，使用功效发挥不充分。“重藏轻用”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组长李铁映曾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指出：“志书一定要可信、可用、可读。”第三轮修志应在“可用可读”上进一步下功夫，把增强读者思维摆在突出位置，全力破解“重藏轻用”的困局。

一

增强读者思维，首先要打破认识误区。

读者思维绝不是讨好大众，更不是降低专业标准、动摇资料性文献的根本属性。志书姓“志”，第一属性是资料性，这一底线必须牢牢坚守。

不少人以为：只要是资料性文献，就可以忽视读者的感受。事实恰恰相反，衡量一部志书价值高低的，不仅是资料是否齐全，还在于读者愿不愿用、方不方便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思维是立足志书的工具书定位，在不改变体例、体裁与文体规范的前提下，让权威史料更好查、更好读、更好用。它是提升工具书使用效率的专业思维，而非削弱专业性的通俗化处理。

二

回顾第二轮修志，读者思维的缺失，是导致“利用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历来高度重视修志为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落实这一条，就要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否则，志书出版之日，很可能就是束之高阁之时。” 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往往重规范、轻使用，逐渐形成四种偏向：

1.重编纂出版、轻阅读传播：视成书入库为终点，不问读者如何获取信息。

2.重体例标准、轻表达效果：追求结构齐整，却忽视文字流畅度与检索便利性。

3.重资料堆砌、轻内容取舍：贪大求全，篇幅臃肿，令读者望而生畏。

4.重工作记述、轻民生感受：多宏观数据，少市井烟火，与读者情感连接断裂。

其根源在于，修志时心中少了“特定读者”。一部脱离读者需求的志书，即便体例再严、资料再丰，也不过是“沉睡的志书”，难以释放其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

三

第三轮修志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把读者思维落到编纂、内容、文风、产品、评价的全过程：

理念上：从“以出版为终点”转向“以用好为目标”，树立精准服务意识。

内容上：坚持史料扎实与重点突出相统一，精当裁剪，不贪大求全，强化资政与研究价值，让核心读者用得上、用得准。

文风上：在严守体例规范的基础上，务求文字简洁、流畅、清晰，拒绝官样文章，让志书不失可读性。

产品上：推动单一纸媒向多形态传播转变，构建“大部头+简读本+数据库”的立体矩阵，完善索引与检索系统，适应不同场景的查阅需求。

评价上：将查阅率、引用率、资政成效作为重要指标，倒逼编纂者始终锚定读者需求，推动编纂质量从“编成了”向“编好了”转变。

修志为存史，更为育人；为传世，更要实用。一部志书的真正分量，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厚薄，而在于它能否精准服务读者、有效传承城市文脉。

纵观《华阳国志》《成都通览》等精品佳志，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们既是历史的“存储器”，又是读者的“参考书”。置身于第三轮修志新征程，方志工作者应当心中装着读者，笔下坚守初心，编纂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佳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