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清明，大抵这个时节我也不会回到老屋庄。现在的老屋庄已被一片绿油油的油菜地覆盖了，油菜花开得正盛，金黄一片，随风起伏，像是大地铺了一层厚厚的绒毯。可我站在田埂上看了许久，怎么也找不到老屋的痕迹了——没有墙基，没有瓦砾，连一块石头都寻不见了。这里丝毫看不出有人住过的痕迹，更不会有人知道，原来这底下埋着多少烟火气，藏着父辈他们兄弟四人的悲欢离合，还有一群孩子从这里走出去的故事。

记忆中的老屋，坐落在四面环山的阴坡上，是一正两朝的格局。中间一长排，两边分别有三间。那时候条件差，全是用石头打的地基，用黄泥巴垒砌的墙体，用木头架的房梁，用石板盖的屋顶。远远望去，老屋灰扑扑的，和背后的山崖几乎融为一体。只有二叔后来接的几间房子，是从镇上买的水泥和沙子打的房顶，在当时有个平台晒农作物，算是稀奇事，邻里乡亲路过都要多看几眼，羡慕一番。

屋里虽然是泥巴地面，但筑得十分光滑，和现在的水泥地面差不了多少，就是雨天容易粘泥，一脚踩下去，鞋底就厚了一层。房间的空间都比较高，为了增加使用面积，有的房间用木板铺了板楼，有的则是用泥巴和木棍搭的板楼。上下楼用的是木梯，吱吱呀呀的，踩上去心里直打鼓。现在想想，和如今楼房里的复式楼功能差不多——不同的是，以前是因为生活所迫，现在是为了享受生活。

那时候屋里的家当少得可怜，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样，但有几样是必备的。一是煤油灯，有时候也用洋漆罐子凿几个洞，插上用铁皮卷成的灯芯，就成了黑夜中照亮全家人希望的神器。天黑下来，母亲就着那一点昏黄的光纳鞋底，父亲就着那一点光看他的医书，我们兄弟姊妹就着那一点光写作业。那点光摇摇晃晃的，照得人影在墙上忽大忽小，可就是那点光，却照亮了我的整个童年。另一样是石磨盘，就摆在堂屋的角落里。那时候粮食以玉米和小麦为主，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加工成玉米粉和面粉。母亲推磨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帮忙添粮食，一圈一圈地转，磨盘发出沉闷的咕噜声，像是老屋在低声哼唱着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那时候没有机器，可磨出来的面，蒸出来的馍，总觉得比现在的香。

这方寸之地，也是父亲四兄弟共同的生命原点。

父亲排行老大。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他贩过牛羊，收过山货，一出去就是几天，经常风餐露宿，好在他肯吃苦，日子才慢慢有了起色。无形中，既解决了温饱问题，也历练了能力和本领。后来他跟着爷爷学医，当赤脚医生，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他始终把医者仁心放在首位，把救死扶伤作为人生的信条，不管患者有没有钱，先救治是雷打不动的原则，不少群众手头并不富裕，许多都是等到外出务工或者过年孩子回家才能有点钱，可父亲从未催过账，直到现在偶尔还有人来还钱，父亲都不记得了，但那些老百姓还记得。再后来，因为他在当地的威望和仁义，成了村里的带头人，在村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他带头修通了村里的路，拉通了电，装上了座机，带领山上的群众搬迁到公路边盖起了楼房。谁家有红白喜事，他总是主动帮忙张罗，样样都操持得妥妥当当。每每讲起这些，他都眉飞色舞，眼睛里放着光。幸运的是，父亲至今身体还算硬朗，每天晚上还能小酌两杯，喝得高兴了就哼两句老戏。他教给我们的“积德行善，待人温和”，早已如老屋的基石，深深嵌入我的骨血。只是有时候我想，父亲心里一定也常常想起老屋吧，只是他不说。

四兄弟中，二叔最聪明。他不仅住上了平房，还修了一条堰渠，挖了一个水塘，搞起了水力发电。因为没有储电设施和水量原因，只能逢年过节用上几个小时，但在那个用煤油灯的年代，这简直就是奇迹。更让人佩服的是，他自学木工，雕龙画凤，只需要照着过去塑料画上的样子，就能雕得栩栩如生。一时间，不少年轻人慕名拜他为师，至今还有几个徒弟成了我们当地有名的木匠。多年前给我们家做的一张八仙桌，周围刻了九条龙，前几年竟被人当古董给买走了。后来村里通了电，他又开始专门研究制造农村适用的机器，特别是用旧油桶和其他一些材料做的磨面机、用大圆木头和钢筋做的粉碎机，以柴油机作为动力源，在当时绝对是明星产品，为山上交通不便的群众解决了大麻烦。再后来，大家的日子都好起来了，他又自学电焊、修电器，成了村里的百事通。谁家收音机不响了，电视机没影了，都来找二叔。二叔也从不拒绝，放下手里的活就去，修好了也不收钱，顶多喝顿酒。遗憾的是，他前几年积劳成疾，瘫痪在床。但卧床期间，他居然还能在周围的墙壁上作画，坐在轮椅上修电器，别人看着心酸，他却笑呵呵的。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去年他走了，就葬在老屋庄附近。从此，这个世上我再无二叔了。

三叔，生的高大魁梧，一身力气，所以选择了当时最不可或缺的职业——铁匠。一把大锤舞得虎虎生风，叮叮当当的声音能从早响到晚，周围邻居家几件趁手的农具，基本上都有他的作品。我小时候最爱看他打铁——炉火映红了他的脸，他光着膀子，肌肉鼓得像小山包，一锤下去，火星四溅，铁块在他手里像面团一样听话。那时候觉得三叔是天下最有力气的人，没有什么能难倒他。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工业化快速发展，铁匠铺的生意日渐衰落，叮叮当当的声音越来越少了，到最后彻底安静下来。三叔便远走各地打工，终日奔波辛劳，从矿上到工地，哪里能挣到钱就去哪里，最后不幸患上了癌症。在三叔走之前，我专门去看他。那时他已经骨瘦如柴，与曾经那个铁塔一般的高大形象天差地别。虽然已经气若游丝，但他神志依然十分清楚，眼神中能够看到对这个世界和亲人们的深深眷恋。他拉着我的手，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眼角却滚下泪。无情的病魔最终还是夺走了他宝贵的生命，还有他壮志未酬的遗憾。我想，三叔这一生，最放不下的，大概就是他那把再也抡不动的大锤了吧。

四叔，生性豪爽，为人仗义。从小自学武术，擅长拳脚功夫，一根实心铁棍抡得有模有样，爱打抱不平。村里谁受了欺负，四叔第一个站出来，几句话不对付就要动手。可别看他又高又大、动不动就要抡拳头，他其实是个读书人——熟读四书五经，与人交往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是家族聚会、红白喜事的开心果。过年的时候，他一边喝酒一边祝席，讲得唾沫横飞，大家都听得喜笑颜开。这些年，一直在山西、河北承揽一些小工程，却也过得逍遥自在。

随着父辈兄弟四人依次搬走之后，以前热闹非凡的老屋庄彻底无人居住了。前些年还有些断壁残垣，墙倒了，梁歪了，石板上长满了青苔。近些年，随着宅基地腾退，这片曾经孕育无数欢乐的地方，彻底变了模样，再也寻不到踪迹了。

我们兄弟姊妹，大多数都是在这个院子里出生的。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爬过的痕迹。抓石子、滚铁环、捉迷藏、荡秋千......是童年最难忘的记忆。老屋前的院坝是我们的大本营，夏天的时候光着脚踩在石板上，烫得跳脚也舍不得进屋。当时，特别爱把野竹子中间掏空做成“枪管”，在山上找到“枪籽”树，给“枪管”前后各上一颗籽，用细棍从后面一捅，前面一颗就“啪”地喷了出去，小伙伴们之间经常以此嬉闹，被打中了也不哭，笑着追回去。要说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山上放牛。每天约上几个小伙伴，赶着牛羊到山脚下，然后一路小跑到半山腰。记得当时有一棵特别粗壮的核桃树，我们三四个孩子就在上面爬来爬去，像猴子一样。有时在树下寻一处平地，抓石子，谁输了就往脸上贴纸条。有时中午也不回去，早上走的时候就带一罐头瓶子的菜，偷一点低度数的甘蔗酒，用葡萄糖瓶子一装，几个人你一口我一口，晕晕乎乎大半天。等牛羊从沟底吃上来，正好到了下午边上，太阳偏西了，我们就一路嘻嘻哈哈往回赶。那时候的日子，总是无忧无虑，连风都是甜的。现在想来，那些在山坡上、核桃树下、院坝里度过的时光，就像是一场梦。梦醒了，老屋没了，人也散了。

如今，我们兄弟姊妹已各奔东西，散落在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有的在外地打工，有的在异乡安了家，有的留在了门上，有的远嫁他乡。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哪一家有红白喜事，才不约而同、匆匆忙忙从天涯海角赶回来。那也是一年中人聚得最齐、最热闹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喝着酒，说着各自的日子，说着说着就说起了从前，说起了老屋，说起了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说着说着，有人笑了，笑着笑着，又沉默了。

这个时节，漫天的油菜花开满了山野，静静地陪伴着老屋庄和挨在一起的坟茔。风吹过油菜地，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亲人的哀思与不舍。我知道，老屋虽然没了，但它一直在我心里，在那片油菜花底下，在那些再也找不回来的脚印里，在每一个清明时节的思念中。

只是，从此以后，故乡再也没有老屋了。

（作者系市人大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综合科副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