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以前是一名民办教师，在大山里任教。放学后，她常带着我一起去家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山坳里，糖和茶都是稀罕物，糖茶水是山里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搪瓷杯里搁一勺白糖，再抓一撮粗茶，滚水冲下去，白糖在杯底慢慢化开，茶叶在杯里浮浮沉沉。主人家双手捧着递过来，母亲总是笑吟吟地接过去，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开始说起他家孩子上学的事情。

那时我约莫四五岁，并不爱喝糖茶水。一路爬山，嗓子早就冒了烟，这时候喝糖茶水，甜腻的味道让人越发觉得口干。后来每到一户，我都盯着主人泡茶，看到糖罐子就连声说不要糖、不要糖，但主人总以为我是客气，照放不误，有时反而放得更多了。在他们的经验里，小孩子哪有不爱糖的。山里人把老师当成最尊贵的客人，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于是，在那些亮晶晶的注视下，我们只有把那杯糖茶水喝完，才不辜负主人的盛情。

有一次家访，我正生着病，咳了月余，总不见好。记得是去半山腰的一个村子，母亲连拉带背的带着我到了那户人家。她抿着糖茶水和家长寒暄时，我蔫蔫地坐在条凳上，时不时咳嗽一阵。他们把上学的事说得差不多了，话题便切到了我的咳嗽上，说山顶上有一个赤脚医生，遇到孩子咳嗽，上手“推一推”就好了。听说我已经咳了一个多月，家长连忙说他去把医生请过来给我“推一推”。过了许久，他回来了，背着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这位医生已经年迈，腿脚不便了。那天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用葱姜水给我推拿，从后背到胳膊到手掌，推、揉、捏、按，一遍又一遍。葱姜水的味道弥漫了整个屋子，辛辣中带着暖意。我趴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醒来时，咳嗽已然好了大半。母亲千恩万谢，老人家摆摆手，叮嘱若没好利索便再去找他。后来再去那个村子，那个家长又背着我上山推拿了一次，咳嗽便彻底断了根。这让我觉得很神奇，许多年后我还在想，那位老人家莫不是隐藏在民间的御医？

还有一次家访，是在深秋。路过一处山坳，看到了一棵老树，我从未见过那样的树，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睛。满树的叶子红得像着了火，霞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地上成了碎金。大树的周围长出许多小树苗，看起来像一个家族,母亲说那叫红叶树。我念叨的次数多了，住在那附近的学生，便寻了两棵壮实的树苗送给我。母亲带回家栽在老屋的坎下，几十年过去，树苗一天天长大，叶片到了秋天也会变红。每次看着这两棵树，我总会想起山坳里那棵红得像火的老树，想起当年陪母亲走过的那些山路。

那几年的山路，我走了一遍又一遍；那几年的糖茶水，我喝了一杯又一杯。母亲挨家挨户地走，劝那些想辍学的孩子回来念书。她问孩子的想法，问家里的难处，引导憨厚朴实的庄稼人认准一个理：孩子要有出息，就得读书。在母亲的劝说下，那些孩子大多数都没有辍学。有些家长还专门带着孩子，砍了竹子做教鞭，一起送到学校交给母亲，说：“湛老师，这个给你，孩子不听话就给我打，严加管教！”他们听了母亲的劝，再苦再难也咬着牙支持孩子上学，把沉甸甸的信任交给了老师。

母亲收到的教鞭多了，品种也多。我还认真研究过哪种最好，最后发现水竹的最好：美观，有韧性，打在手心上疼，但不伤筋骨。那些教鞭被母亲一根根郑重地搁在讲桌上，我知道，母亲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提醒孩子们。

那些孩子后来都走出了大山，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做了医生。他们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散，四处生根发芽。母亲早已不再教书，但当年那些学生的家长还会上门，背着背篓，里面装着刚摘的瓜果蔬菜，熏好的豆腐干、腊肉，非要让母亲尝尝。他们说，当年要不是湛老师，孩子早就回家种地了；他们说，幸亏老师严加管教，要不然孩子哪有今天。母亲推辞着，笑着，眼眶就红了。

我常常想起那杯糖茶水。那杯茶里盛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尊重：对老师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对未来日子的期许。如今想来，那甜腻的味道，像山坳里终年吹着的风，穿过了几十年的光阴，还在我心里轻轻地拂着。

（作者系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