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文
成都北门外有座桥，名叫驷马桥。它因汉朝大辞赋家司马相如留题的一句话“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而得此名，至今已有二千多年了，这便是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的又一佐证。
东晋史学家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按常璩所说，此桥最早的名字应该叫“升仙桥”，这是因为桥横跨在北门沙河上，沙河是都江堰水系的一部分，因从凤凰山流过，秦时称之为凤凰水。河道弯曲，河水清澈，两岸被竹林、桃林和垂柳所覆盖，晨曦渺渺水雾升腾，仿佛就像人间仙境一样。据传，汉初有一个名叫张伯子的人，他修道多年，当他云游到此，被这美妙的人间仙境所吸引，于是便选择这里作为日后得道升仙的地方。后来，这事被人传开来，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便纷纷跑到这里来焚香遥拜，就把凤凰水改成了升仙水，把张伯子升仙地方的桥，叫做了“升仙桥”。
从《蜀志》记载中可以看出，此桥应该是当时蜀中通往中原腹地的主要交通要道，出此桥者当是远行。因此桥边还专门设有送客观（庙堂），既是亲朋依依作别的地方、也是别离时祈求平安之场所。当年司马相如正是从这里起程远赴长安谋发展的，出此桥时他便在廊桥门楣上留下誓言：“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驷马，指古时显贵者所乘的驾四匹的高车，表示地位显赫。《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洋洋，甚自得也。”
这座桥自从与司马相如扯上瓜葛后，也就变得具有浪漫色彩了！这是因为这位蜀中大才子在未出川前，曾在成都至临邛（邛崃）之间和富家女卓文君演绎出的一段浪漫爱情故事的缘故。当年相如一曲《凤求凰》的古琴曲，不知迷倒了多少窈窕淑女，以致让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又偏偏喜欢秀文彩的卓文君也为之倾心，使她妄为地敢去挑战传统礼仪、去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夜随如意郎君私奔成都，开了自由恋爱之先河。这段爱情壮举是伟大的，以致它能留芳百世；然而现实生活又是残酷的，当时的司马相如就一穷书生而已，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两人用“才情”秀恩爱可以，但总不能拿“文艺”当饭吃吧？毕竟两人还要生活啊！
面对窘境，富家闺秀的卓文君却义无反顾，她毅然决然将自己随身所佩戴的金银首饰全部卖掉，在成都开了一间酒肆，做起了卖酒的小生意。文君亲自站在柜台前荡提卖酒，相如却在一旁洗涤器皿打起了下手，这就是“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典故。
但时间一长，司马相如这个满腹辞藻、怀揣宏图大志的青年才俊，怎能安于现状？“堂堂七尺男儿当建不世之功”“乘风何不飞天外，万丈豪情在胸中”。于是，司马相如便将自己有出远门去博取功名的想法对文君说起。此时，作为妻子虽多有不舍，但文君毕竟是一个知书达礼的女子，她知道“好男儿当志在四方”的道理，自己又怎能扯丈夫的后腿呢？她默默地为丈夫准备起盘缠和行囊，择日送郎君来到“升仙桥”，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一幕。司马相如在廊桥门楣上题写的那句誓言，有人说是司马相如远行前的豪言壮语；有人认为这是他临别前为妻子留下的一份保证书。总之，他自断后路，表达出四川人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实在劲，这里不禁让我想起余秋雨先生赞叹四川人的一句话来：“从这里出发的人，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司马相如就正是这样一个在历史星河中瑰丽而惊人的人，一个让四川人引以为豪的人！
是的，“是金子总会有发光的时候”，机会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汉朝时，朝廷尚未开科举，要想出人头地，一要看有无真才实学，二要看有无机会。初来长安的司马相如，满身洋溢着辞藻，出口就能成赋，信心满满。但事情并非都一帆风顺，相如也不例外。来京不久，他的才学很快就在人文荟萃的京都崭露头角，有人便将他举荐到汉景帝那里，但因这位皇帝不好辞赋而未重用他，只授了一个武骑常侍的职务，就是陪皇帝游猎时的一个侍从。司马相如之志岂在这游猎射兽之上，很快他就借病辞掉了这个无聊的小官。这时，他的才气却赢得了远在河南商丘梁孝王的青睐而成为府上的宾客，便常有机会和邹阳、枚乘、庄忌一帮文人聚在一起弄辞作赋，切磋技艺，倒也快活！在这酣畅的环境中，他才思泉涌，写就了一篇辞藻富丽，结构宏大的《子虚赋》。
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读到了《子虚赋》，他非常喜欢，以为是古人所作，叹息不能与作者同时代。当时侍奉在刘彻身边主管猎犬的太监杨得意是蜀人，他对刘彻说：“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刘彻惊喜之余马上召司马相如进京。司马相如来到汉武帝面前，向当今皇上回稟到：“《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王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名噪一时的《上林赋》，此赋不仅在内容上可与《子虚赋》相衔接，且比前赋更具文采。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假托人物，求问设答，铺成开来。以维护国家的大一统，适时地对统治者进行谏言，以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形象，并开创了汉赋的基调。此赋一出，刘彻大加赞赏，因为它迎合了自己的治世思想，高兴之下赏司马相如作郎，就是侍从在皇帝身边的郎官，以备顾问（出谋划策）差遣所用。司马相如实现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
公元前130年，中郎将唐蒙奉命在西南打通夜郎、中通的道路，因横征暴敛，加之工期紧，诛杀了在其看来有意拖延工程的巴蜀土著首领，引起民变，发生了西南域骚乱。而此时，汉军又在北方与匈奴军队交战正酣，人力财力消耗甚大。汉武帝不想这时后方也燃起战火，于是他果断委派蜀人司马相如以特使身份出使西南域，以解西南夷的民心问题。司马相如不敢逗留，便持节（古代使臣奉命出使，必执上缀旄牛尾的符节以作凭证）速速赶往蜀地。闻讯钦差到来，成都太守以下官员全体郊迎，早早便来到“升仙桥”外等候。这盛大的迎接场面，前呼后拥过桥的阵势，想必我们现代人一定不乏其想像力。司马相如此刻也着实风光了一把，他抬头望望自己出门时在廊桥门楣上写下的“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的誓言，再看看身下的驷马高车，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然而这时的司马相如，想的更多的还是皇命在身，大丈夫首先当建功立业才是。也正因为司马相如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到蜀地后即刻便着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以汉武帝的名义写了一篇《谕巴蜀檄》的文章，由太守转发至各县道，以晓谕巴蜀父老，陈明朝廷是要与西南民族通好的，而不是横征祸害这一方百姓，并进一步阐明朝廷以文化统一的方针和开发西南夷的重大意义。另外，相如还深入各地，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向民众晓明大义，消除了民族头领的疑虑，平息了这场骚乱。还朝后，司马相如向汉武帝陈述了西南民族归顺汉朝的意愿。武帝大悦，拜相如为中郎将（御林军头领，官位虽然不是很高，但权力很大，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让他正式出使西南，建立郡县，重开西南夷诸道往外延伸的工程。
这次司马相如衣锦还乡，才有了真正意义上荣归故里的感觉。蜀地大小官员郊迎，照例立于北门桥外等候，但此桥已不再叫“升仙桥”了。老百姓为纪念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域的经历和取得的功绩，彪炳司马相如那种不达目标不回头的远大志向，那种实实在在的向上精神，就把这桥名改为一种励志之名。于是有了“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的“驷马桥”。
司马相如被授予实权出使西南域，责任重大，他不敢有丝毫怠慢。这次的使命不仅要使西南夷和西夷边贸之道的修筑穿越滇蜀之界，还要継续向西发展以至通达永昌（保山）、滇越（腾冲）等地，进而开辟由蜀地到缅甸、身毒（印度）的官道，形成西南的丝绸之路。
面对这样浩大的工程，加之开西南夷道在前任中郎将唐蒙的主持下历久未成，已引起蜀中父老的怨恨，加之中央也有不少反对意见，司马相如却不畏艰难，力排众议，又写下一篇名重一时，意义深远的《难蜀父老》。其内容是：以蜀中耆老大夫缙绅为代表的二十七长老，向司马相如言说开辟西南夷劳民伤财，对蜀中人民以及西南夷诸民众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之观点。最要命的是，这些观点竟然赢得当时朝中一些大臣的支持。司马相如站在社会变迁、文明进步的高度展开论述来谈论这个问题。虽然开辟西南夷道的确要牺牲掉民众一些暂时的利益，使“百姓力屈”“士卒劳倦”。但从长远来看，却对西南域人民有相当多好处的。司马相如在文中以高屋建瓴的气势、不可辩驳的口吻说道“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其结论是，倘若“蜀不变服”、“巴不化俗”，那么巴蜀的发展与进步又从何而来？后来，在司马相如的统领治理下，许多官道相继建成，逐步形成了西南方的丝绸之路，从而使司马相如从一位名噪一时的文学家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成为了一名经世致用的干才。西南丝绸之路主要路段的连接及其官道的开通，其居功至伟。而他两千多年前那番高屋建瓴的言论，至今对巴蜀之地在解放思想、改变观念上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过去，人们看待司马相如多从他的文赋方面看，东汉班固曾说：“文章西汉两司马”。近代鲁迅也有这样的评价：“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于是乎人们看重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却遮掩了他在其它方面的功绩，把他看成只是一个吟风弄月的辞赋家，只会花前月下写点情歌辞赋来讨世人喜欢，来玩味浪漫，以致于能与卓文君远在公元前就演绎出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使之闻名中外，而“驷马桥”这座桥就只作为了他俩浪漫爱情的见证。
殊不知司马相如在那个时代，除了能以一首古琴曲成就了一段千古绝唱、有滋有味的爱情经典外；更能以两篇辞赋成就了自己的仕途；还能以两篇散文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这说明司马相如是一个有真才实学、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人，在吟辞弄赋的同时，却能心系国家与民众。他出使西南夷，晓以大义，化危为机，将西南夷各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上下齐心去完成西南丝绸之路的建设，被称为“安边功臣”，名垂青史。这一切又何尝不是“驷马桥”上立志的意义呢？他的这一励志之举在后世的年轻人中也是有示范效应的。唐朝诗人许珲在《将赴京师留题孙处士山居》诗中写道：“应学相如志，终须驷马回。”后来的名士高贤，都有乘驷马明其志的心意。宋初著名词人苏舜钦《韩忠宪公挽词》中有“他年还驷马，馀得在高门”的诗句；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高启《东门行》诗中有：“仗剑当远行，不乘驷马不复回”的豪言壮语。两宋和明朝期间，在全国多地出现了“驷马桥”，如上杭县驷马桥、潮州驷马桥，南雄驷马桥。
驷马桥成就了司马相如，也曾激励过无数蜀中男儿，它是成都人的骄傲！如今古廊桥已不复存在，迎接我们的却是一座更加宽大敞亮的新驷马桥。汉风犹存，志向更大，今天从这里走出的人们不仅要面向全中国，而且要面向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