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钟颖·文　王德华·图

　　编者按：4月27日，省政协召开十三届二十次常委会会议。会上，10位省政协常委围绕“深挖林下经济发展潜力”作交流发言。本期按发言顺序对发言内容进行摘登，敬请关注。

　　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孙文忠：

　　强化标准示范推广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标准化是林下经济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核心支撑，更是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实现提质增效的关键路径。当前，我省林下经济标准化建设仍存在诸多短板和弱项。一是标准体系不够完善，特色品类专项标准供给不足；二是标准落地见效不佳，经营主体标准意识薄弱，基层标准推广、技术指导、培训服务体系不健全；三是产业链标准协同不足，一产生产标准与二产加工标准和三产服务标准衔接不畅，产业附加值难以提升；四是标准数字化、绿色化水平滞后，智慧生产、数字追溯、生态保育等新型标准建设缓慢，跟不上现代林业产业发展步伐。为此建议：

　　健全全链条标准体系，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立足各地特色林下产业发展需求，加快标准制度修订步伐，构建“基础通用+产业通用+品类专项”的标准体系，填补产后加工、仓储物流、品牌运营等领域标准空白。全面推广成熟模式，扩大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产品认证，从源头保障林下产品品质稳定。推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协同发力，鼓励龙头企业制定严于国标的企业标准，让产业发展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强化标准示范推广，提升主体执行能力。眼下，我省林下产品多以鲜货、原料售卖，资源价值流失严重。要加快加工、分级、包装、储运等标准推广应用，推动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型。依托标准补齐加工短板，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一批林下经济标准化示范基地、示范园区，总结推广可复制、可落地的标准化生产模式，以点带面推动全域标准落地。

　　完善质量管控体系，保障产品优质安全。我省林下产品缺乏统一的分级定价标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林农收益受损，加之部分网络炒作事件加剧了农产品质量信任危机，打击了消费者对云南农产品的信心。因此，要建立“按标分级、按级定价”机制，依据产品品质、认证资质、品相等级划分定价区间；健全价格监测机制和“检测+追溯+监管”三位一体质量管控机制，搭建产品全程追溯平台，实现林下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查、源头可溯；加强产品质量检测和市场监管，严厉打击以次充好、质量造假等行为，杜绝恶性低价竞争，切实保障生产端合理收益，维护林下产业良好市场秩序。

　　强化要素保障支撑，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将标准化建设作为林下经济发展扶持重点，在政策补贴、项目申报、金融信贷等方面，对标准化基地、认证产品给予倾斜支持。推动标准化建设与科技、数字深度融合，加快智慧林业、绿色生产标准应用，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加强对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林下经济标准化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用法治化手段固化标准、规范行业，统一品牌标准、强化品牌保护，提升云南林下产品市场认可度和竞争力。

　　省政协常委、红河州政协主席晋洪江：

　　深化国有林场改革　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国有林场是发展林下经济、助推乡村振兴及助农增收的重要资源。我省共有142个国有林场，利于集约化经营、标准化管理、品牌化打造，带动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资源优势突出。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例，牛街林场通过场村合作，采取“林场注资控股+村集体林地入股”方式开发项目，按股份分红，并制发“屏邑林票”，将20年预期收益凭证化，赋予交易、流转、变现、质押等权能。2025年，“屏邑林票”兑现红利19590元，金融部门配套推出“林票贷”，授信1000万元，实现林农变股东、资源变资本、分散经营变场村共赢。

　　但国有林场改革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是国有林场自主权不足，多数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存在“不敢干、不愿干、不会干”的顾虑；二是林地林权纠纷、“一地多证”、林权碎片化及流转体系不完善制约场村合作；三是林业标准地改革滞后，要素保障不足，水、电、路、冷链物流等短板突出，产业层次低。为此建议：

　　赋能放权，激活经营活力。坚持分区管理、分类施策，厘清生态保护与经营边界。制定林下利用负面清单及经营标准，落实公益林并轨管理与分级经营，允许自主统筹保护与利用，推进低产林改造和采伐限额5年总量控制试点。探索混合所有制，以租赁、合作、特许经营盘活资源。落实“收支两条线”，允许经营性收入扣除成本后，按比例提取超额绩效，同时向基层一线倾斜，实现优绩优酬。

　　加大场村合作力度，助推林权改革与增收。创新“大宗图+权益人示意图”模式，化解场村权属历史遗留问题。推广“国有林场+龙头企业+村集体+农户”模式，将联农带农成效作为项目审批、资金扶持的重要指标。扩大国有林场服务集体林改试点，推广“屏邑林票”经验，全省统一交易规则、搭建平台，拓展质押等权能。探索建立“林票发行人担保+林票质押”双重增信渠道，扩大“林票贷”供给，破解林木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持续推进集体林地“三权分置”，加快推进数据共享与合同备案，健全制度体系，加大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度，推动适度规模经营。

　　加快国有林场标准地供给试点建设，助力林下产业发展。学习浙江省有路、有房、有水、有轨、有网、有电、有眼的模式，探索“国有林场收储+标准地建设+招商运营”模式，实现“小块并大块”，通过租赁、合作吸引经营主体。推广红河州“碳汇+防火通道”模式，完善水电路、冷链仓储配套，引入“无人机+轨道”运输及数智化监控平台，推进林下经济设施现代化。采取“林场+龙头企业+林农”“林场+园区制造+林农”等模式，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助力乡村振兴和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

　　省政协常委、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省地方民航发展局局长、农工党云南省委会副主委（兼）王东：

　　完善投融资体系 突破林下经济发展瓶颈

　　云南作为全国林草资源大省，林下经济产值在2024年已达1934亿元，位居全国第二。然而，金融支持与产业规模相比存在较大缺口，全省林权抵押贷款余额仅123.3亿元，仅占全国的6.71%，资金瓶颈制约资源优势转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资产“三难”导致起步难。林下生物资产普遍“确权难、价值评估难、动态监管难”，现有评估标准对多样化生物资产覆盖不足，海量资源无法转化为有效抵押物。二是融资渠道窄导致引“活水”难。林权流转不活跃、抵押处置困难、司法周期不确定，银行信贷风险偏高。公益林、林下作物等核心资产无法抵押，“金融活水”难以注入。三是周期错配导致适配难。林下经济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而金融支持以短期贷款为主，“短贷长投”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四是风险敞口导致投资难。森林保险覆盖有限，省级风险补偿不足，社会资本缺乏风险对冲工具，投资意愿不足。为此建议：

　　搭建生物资产运营平台，破解经营主体“起步难”的问题。由国有投资平台牵头设立特殊生物资产管理平台，统一筹资采购种苗、建设设施。农户以林地经营权入股并负责管护，按约定分红。此举可助农户轻资产创业，将零散生物资产整合为稳定现金流，为金融工具介入奠定基础。

　　推进资产证券化，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一方面，发行林下生物资产支持证券。将平台与农户的分成协议对应的未来现金流进行打包，在资本市场发行证券化产品。地方产业引导基金认购劣后级，优先级面向全国银行理财、保险资管发售，引导低成本资金参与。另一方面，深化绿色供应链金融。商业银行依托链主企业电子付款凭证，为农户提供低息贴现融资，以链主信用弥补农户资质的不足。

　　引入“耐心资本”，适配长周期的特征。对接亚洲开发银行及全球绿色私募基金，引入长期资本。推行非对称收益混合所有制。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林下经济子基金时，设定非对称让利条款：政府出资收回本金后，超额收益大部分让渡给村集体与市场化资本。

　　构建风险对冲防线，打消“不敢投”的顾虑。落地“保险+场外期权”模式，运营平台购买目标价格保险，保险公司向券商购买场外看跌期权，转移风险，当市场价格跌破成本线时，衍生品收益逐级赔付，补足经营主体利润差额。探索天气衍生品与林业碳汇互换模式，发行挂钩降雨、温度指数的天气衍生品，触发阈值即理赔，有效对冲自然风险。探索碳收益互换模式，将林下种植新增的森林碳汇提前出售给高排放企业，将未来碳收益转化为产业流动资金，补充产业发展的周转资金。

　　省政协常委、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九三学社云南省委会副主委（兼）朱书生：

　　打造机制改革“实验田” 推动科研和产业深度融合

　　我省森林覆盖率高、林下经济产值居全国前列，优势显著。然而，要将丰厚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的产业优势，面临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两张皮”现象依然突出、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通道尚未完全打通等问题。

　　当前，我省林下种植养殖业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的关键阶段，科产脱节的痛点集中表现为：前端生产“缺技少机”，规模化步履维艰，适宜林下环境的优良种苗和标准化、生态化种植技术稀缺；针对山地复杂地形的小型化、智能化林下农机缺乏，人工成本居高不下，严重侵蚀利润空间。中端加工“链短技弱”，价值链遭遇“梗阻”，经营主体缺乏精深加工技术和装备支撑；林源植物高活性成分提取利用率低，大部分增值利润未能留在产地、惠及地方。后端市场“品牌不强”，产品价值难彰显；“林下”“生态”概念泛化，真正优质的产品缺乏权威科研数据支撑和标准化品质表达；科研人员与经营主体尚未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深度捆绑，由此导致“专家下地难、成果落地难、企业接不住”的尴尬局面，创新链与产业链尚未有效贯通。

　　为此建议：

　　以“技术攻关+智能装备”夯实产业根基。设立省级林下经济关键技术攻关重大专项，推行“企业出题、科研答题、市场阅卷”的“揭榜挂帅”机制。组建跨学科团队，专项攻关山地小型农机装备与便携工具的研发，配套购机补贴，以“良种+良法+良机”切实推动降本增效。

　　以“加工转化+集群培育”提升中端价值。加强省级统筹，在重点县（市、区）布局林下产品加工园区。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招引精深加工“链主”企业。突出科技研发支撑，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攻克林下产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实现资源高值化利用。采用“政府引导、龙头牵头”模式，建设面向中小主体的“共享加工中心”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供检测、中试等服务，降低加工门槛，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健康”转型升级。

　　以“标准溯源+品牌赋能”重塑市场信任。由省级相关部门牵头，联合权威科研机构，加快制定覆盖全链条的“云南林下生态产品”标准体系。推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全省统一产品质量数字溯源体系，实现“一物一码”。统一打造并严格监管“云南林下”区域公共品牌，通过“标准+认证+溯源”为品牌注入硬核科技。

　　以“机制改革+利益捆绑”激发协同动能。改革科研评价导向，大幅提高解决实际产业问题和经济效益的考核权重。深化“产业科技特派团”制度，让绩效与产业发展成效挂钩。鼓励科研人员通过技术入股、收益分成等方式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在重点县（市、区）探索共建产业创新研究院，打造机制改革的“试验田”以及成果转化的“孵化器”。

　　省政协常委、楚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民革云南省委会副主委（兼）陈翡敏：

　　发挥森林景观资源优势 推进康养旅居产业发展

　　发展森林康养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对于将绿色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云南拥有从热带雨林到高山寒温带针叶林的立体森林景观资源，森林中丰富的植物挥发性物质芬多精含量高，负氧离子浓度远超康养阈值，具有极高的保健价值。同时，叠加少数民族文化、茶马古道等厚重的人文资源，构成了云南森林康养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然而，森林康养产业仍面临一些突出的共性问题：一是项目单一、挖掘不够，以森林观光、徒步等单一活动为主，高端森林康养、沉浸式体验、森林文创等新业态不足；二是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系统规划，尚未充分整合民族文化资源、生态文化资源，未能打造差异化产品，核心竞争力较弱；三是政策扶持力度不足，社会资本进入意愿不强，云南森林康养潜力尚未充分释放。为此建议：

　　丰富体验内涵，培育融合发展新场景。拓展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充分利用云南森林独特环境，开发林区晨练、林间散步、森林浴、森林食疗、森林冥想等康养体验活动，构建覆盖运动、饮食、心理、医疗、休闲等多维度的产品体系。做活文化体验，推动森林景观与民族文化融合，开发民族村寨体验、森林非遗展演、茶马古道徒步、红色生态旅游等文旅产品，打造“生态+文化”沉浸式场景。开发森林文创产品，巧用林间闲置素材，让寻常草木、虫果蜕变为特色文旅佳品。提升康养服务能力，分类规划建设康养活动项目及内部设施，通过完善森林步道、疗愈空间、观测平台等配套载体，着力避免单一的观光和徒步模式，全面提升承载能力，提高服务水平。

　　突出地域特色，增强康养旅居吸引力。做强差异化业态，根据各地森林资源类型、景观特色及民族文化底蕴，按照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建设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森林康养、休闲旅游、森林体验、特色产业等差异化业态。建设特色森林旅居设施，在交通便利、条件优越的林区及周边村寨，利用农村闲置房屋或林场管护站点，改造建设一批小而美的森林木屋，发展森林旅居与避暑康养。打造叫得响的森林文旅品牌，充分挖掘香格里拉高山森林、西双版纳雨林、普洱森林等核心资源，打造IP形象。推动“森林康养+”多元融合发展，推动度假、旅游、体验、康养等多元功能叠加，将分散的森林康养基地、有机食药材基地、生态工业基地串联整合，形成集聚复合型特色康养小镇。

　　强化政策保障，构建多元投入机制。加大政策和资金倾斜力度。整合涉农资金，设立政策性贴息、风险补偿基金，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统筹规划产业空间布局，将项目建设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予以保障。创新投融资机制。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各类经营主体通过互助合作参与开发。引导融资担保机构创新担保方式，扩大林权抵押贷款规模，拓展有效担保物范围，形成财政资金撬动、金融信贷支持、社会资本踊跃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格局。